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7年外部部门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经常账户的不平衡状况基本保持不变。
2016年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总额超过全球不平衡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日益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内，持续的全球过度失衡表明自动调整机制显得很薄弱。虽然超额不平衡之循环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向可以在短期内降低赤字融资风险，但日益集中的外部赤字可能会引发某些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随着大多数系统性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几乎闭合，要想以增长友好型方式解决外部不平衡问题，就必须同时重新审视赤字国与盈余国各自的经济政策。过度赤字国家应该向财政巩固迈进，同时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逐渐使货币政策正常化；而盈余国则应减少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并允许更多的财政刺激。在货币政策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如欧元区个别成员那样，财政政策和促进价格调整的结构性改革应放在首位。
Adler和Cubeddu指出，从历史维度看，石油出口国和金融中心之外的超额不平衡之扩大与持续性的大幅盈余，乃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现象，这反映了价格机制与储蓄/投资决策调整的相对滞后性。这部分反映了刚性货币安排（rigid currency arrangements），但也反映了某些结构性特征（如不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和投资壁垒），这些都导致一些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并不理想。
赤字在某几个国家的集中，使它们增加了实行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且使其对债权国的依赖可能持续，并因此给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某些不确定性风险。
对此，各国应通力合作，而不该仅为了个体利益一意孤行。
金融时报的瑞克·罗登（Rick Rowden）认为，整个国际体系的错误架构是全球经济周期性增长之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目前的国际体系的设计是以不对称的方式运作，而调整的负担则完全落在赤字国家身上，同时，盈余国家被认为是“获胜者”。
Rowden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将整个调整负担不对称地放在赤字国家身上，而应该支持凯恩斯关于建立国际性的协调统一的不平衡调整机制之建议。
奥塔维亚诺·卡努托（Otaviano Canuto）认为，虽然不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威胁，但不平衡的再提升显示出在产品和就业方面，全球经济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即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低于其潜力，认为“全球不平衡时代”已然终结的观点似乎过分乐观了，目前来看，凯恩斯关于赤字与盈余经济体之间的调整机制的非非对称性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有一点要求将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转移（demand-diverting）向需求支持（demand-supportive）措施进行“重新调整”，这对那些目前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非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地区而言更是如此。
Ueda和Monge-Naranjo梳理自1845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发现，随着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并积累大量外国资产，全球不平衡呈现出交替波动的特性。
卡门·雷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指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目前，美国为世界其他地区资本的净进口国，而一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则是世界资本的净出口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资本的净出口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与韩国，近年来的中国与德国等。
有人质疑是否可以给盈余国施加更多压力使其节约更少花费更多，雷因哈特认为，二战后美国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当时它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虽然由于美元作为目前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未受到挑战，因此其仍然可以轻易地取得债务融资，但容易做某件事，未必代表这件事就是正确的。
Choi和Taylor认为，由储备积累驱动的全球不平衡的扩大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实际汇率到底是如何确定的。传统上，休谟和凯恩斯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一国拥有的净外国资产增加，那么其本币币值也将上升。然而，利用1975年至2007年间75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得到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GDP与贸易量既定的情况下，私人外部资产的增加确实会促使本币升值；但公共外部资产（在金融开放的经济体中）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则很小，甚至在金融封闭的经济体中或反而导致本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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