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评价了院士制度。
某种程度上,院士只是捧上去的戏子,真的把戏子当作生活的,反倒好笑。
八九十年代的学部委员,i.e., 院士,成分是文革中被打掉的一些老人,尤其是在北京和皇亲国戚拉得上关系的,比如做胰岛素结构的梁栋才,因为哥哥是居住台湾的有些地位的反动派,出于统战的需要,认得了邓小平。哥哥和邓小平讲了弟弟还在贵州的高原上放羊,弟弟就立即当上了院士。
那时宣传需要的含金量也非常之地,比如韦钰,找了几个外国人开一个微循环的会议,推选她做大会主席,就立即当上了院士,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进入二十世纪后,短平快的CNS成为各级部委官员交差的主要指标,并行于GDP指标。此时控制CNS贴牌的人并不是院士,但是院士都是他们捧出来的。跟风的科研越来越脱离科学本身,类似于GDP越来越脱离经济,中国卖得最好的药,每年十几亿的脑蛋白注射液,每年三十个亿的中药注射剂,找不到一篇 peer review 的文章。类似于GDP 越高,教育医疗和环境反倒越来越倒退。中国的文化是,不等这一代人死光,哪怕有几个在,变化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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