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从而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决议一经公布,立即引发高度关注,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意味着于今年初在舆论场开始发酵的“习近平思想”将在中共十九大正式推出并写入党章。
之所以有这种联想,是因为:一,中共是个理论型威权政党,十分注重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自建政以来的历届领导人都会提出一套理论体系并将之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既作为党的执政指针,又构成领导人个人权威与党内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二,毛邓的思想理论体系就被纳入党章,并分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习近平则被广泛认为继毛邓之后最具权威的领导人和真正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直逼毛邓,作为对比的是在江胡时期,人们就没有这种期待。三,今年初以来,中共不少高官和媒体喉舌、理论刊物等,也有和外界舆论高度类似但语焉不详的论述,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故不少人这次一看到这样的表述,就联想到这是“习近平思想”要出炉的信号。
这些原因提示我们,在“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和“习近平思想”之间其实有一个明显断层。是人们对中共这个政党特质的认识,对习近平权威与历史地位的认同,以及官媒喉舌和外界舆论的密集互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普遍期待和一套自洽逻辑。

过去五年以来,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著作引来不少关注(图源:新华社)
当然,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上的具体作为,及他在理论上的创造性论述,也使得这样的期待有着实实在在的基础。十八大上任以来,习近平在改革、反腐、法治等领域持续发力,在党内党外、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不断落墨,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文宣管理工作上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他确实重塑了中共党、军队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如本刊所说,引领中国实现了从被“唤醒”到被“重塑”的转变,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领导人。
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亦回应时代诉求,以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愿景,提出了“五个发展”、“四个全面”,尤其是将法治注入到执政党和国家的治理进程,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定义为党的改革和执政目标。可以说,习的这套理论体系,框架结构清晰,内容也非常充实,并且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质和要求。正如白居易诗云,“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为着这样的“时”与“事”,将他的思想理论体系用“习近平思想”命名写入党章,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时代的要求。
中共从来都是一个理论型政党,理论联系实际一直被该党奉为“法宝”,及时总结执政经验,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写入党章指导全局,再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升华为理论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一直是中共最厉害的秘密武器,也是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辩证法。不夸张地讲,毛时代的中共正是循此方法论指导,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他转换了人们的思维,重新将发展作为社会目标。所以,一些人希望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概括为“习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推出并写入党章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套思想理论体系的诞生,都需要一个过程,不仅包括成熟的过程,还包括人们接受的过程。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例,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正式主导中共革命,到1945年中共七大,他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冠名推出,经历十年时间。邓小平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推进改革开放,到1997年十五大他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冠名推出,更是经历十九年时间。就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它虽然在这五年内迅速发展并经受了实践检验,在中共党内也获得各级官员和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但它依旧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国人普遍具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朴素认知,这就使得“习近平思想”的推出,不仅要考虑到其“实”,还要考虑到其“名”,要真正做到实至名归,就需要有战略定力和耐心。
判断一位领导人和他的思想理论体系能不能引领一个时代可以从四个维度审视:他能不能掌握时代的性质、能不能聚合时代的力量、能不能传播时代的认识、能不能领导时代的发展。毛邓和他们提出的思想理论体系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就是因为满足了这四个要求。毛掌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社会性质,通过联系群众和统一战线聚合时代的进步力量,用他的着作和论述传播了对时代的认识,以革命与斗争的方式引领并推动时代发展,建立了新中国;而邓则掌握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性质,通过解放思想激发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普遍追求,聚合时代的改革力量,用他朴素直白的语言传播对改革的认识,同时也领导并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习近平已经成为毛邓之后最有权威的中共领导人,实现了毛邓习的政治断代(制作)
从这些维度上看,习近平和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处时代性质的认识与掌握是准确的,在聚合时代力量朝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是得力的,在引领执政党和国家深化改革,积极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上是有着卓越领导力的。唯有在传播的层面,因为执政党的文宣和理论工作存在不足,在习近平引领的时代变革上无法提供完整和深刻的理论支持,被习近平超前的思想远远抛在后面,还不能将他的思想论述有效传播,这还需要等待“瓜熟蒂落”那一天。
要知道党章系中共党的根本大法,是规范中共党的政治生活的方针指引,所以任何一次调整都必须反复斟酌,慎之又慎。在调整过程中,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指导思想的形式冠以领导人个人名称写入党章不是政治运动,不是写进去就完事,也不单单是为了巩固领导人权威,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大事,是要在实践中发挥实实在在的指引作用,这就对被写入党章的指导思想,以及它的命名和节奏,都提出极高要求。
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过去五年确实经受住了考验,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恰当的。同样从这个维度出发,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一思想体系还需要继续检验,还要经历一个慢火长煮的过程,在时机成熟时再用“习近平思想”命名推出会更有说服力。
所以,讨论将习近平的思想写入党章,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应该写入,值得写入,而且必须写入;第二,写入,但未必现在就用“习近平思想”命名。要认识到“习近平思想”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本身就是极大的政治。同时也要认识到习近平已经是中共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中国的政治领袖,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已经逐步注入到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有力推动着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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