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影像诠释现实、製造欲望和带动消费的影像社会（image society）。然而这并不表示文字在今日已失去其塑造人类思想和思考方式的能力。
文字也许没有影像的衝击力和诱惑力，但它所具备的透过口述、引用、转载、印刷和出版等手段来展现的「可複製性」（reproducibility），以及所谓「白纸黑字」所表现出来的权威性（authority）和可信性（credibility），却是无法捉摸、诉诸我们感官而非理性的影像所无法比拟的。
正由于此，文字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和毫无防范之下，轻易把我们说服。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早前每次搭港铁，在月台的幕门和闸门，都看见「听到都都声，停低你至精」这句宣传标语。「都都声」是列车关闭时发出的警号，标语的用意是劝喻乘客不要‘衝门’。
本来这就像排队或者让位给长者和孕妇一样，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文明行为；可是港铁这句宣传标语却暗示，所谓「至精」这种要懂得「转弯」和「走位」，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蚀底」的香港价值，远比守秩序作为一种文明行为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重要。
之所以听到「都都声」要停下，并不是因为这是「当做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而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人知道你是一个「至醒」的香港人。当中呼之欲出的香港人集体肖像也许真的准确无误，但它製造的非预期性后果却是巩固、正常化和合理化了一种我们应该反省而非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所谓「香港价值」。
文字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能力正在于此。
在这方面，传媒与政府肩的责任特别重大：前者使用的文字就像合法货币（legal tender）一样，有广泛的流通性（currency）。如果它是带菌者（carrier）的话，受感染的人数便难以估计；而后者能否有效地运用语言，则会直接影响它的施政和效率。
以保安局禁毒处与禁毒常务委员会大力推行的反吸毒宣传运动为例，「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说不，向自眦说不」这句拗口的宣传口号分明是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府以"Just Say No"做主题的反吸毒电视系列广告‘偷桥’。
问题是"Just Say No"作为一句广告语之所以成功，一如Nike的口号"Just Do It"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满足了美国年轻一代将自己想像为「敢作敢为、要做就做」的心理需要和文化优越感。之所以广告语中的副词"Just"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这个字在轻描淡写之中流露的英明决断和十足自信，正是口号能够打动美国无数少男少女的关键。
反观我们这句长如婆娘缠脚布的口号，理解起来都困难，又怎麽可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甚麽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特区政府又做了一次精采的示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培养年轻人说「不」的能力和自信，其实我们常常挂在口边的所谓「批判性思考」或者「辩证思维」（critical thinking），说穿了，就是一种懂得怎样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集体智慧、政治正确和文化权威说「不」的能力。作为宣传口号，「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说不，向自眦说不」的致命伤，是不懂得用年轻人的语言来鼓励、说服他们说不。
再举一例。香港特首曾荫权十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以《迎接新挑战》为题，可以说是「落笔打三更」。将席卷全球、越演越烈的金融危机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新挑战」，对有如惊弓之鸟的香港人来说，不啻是一种麻木不仁。那些在金融危机中散尽家财或丢了饭碗的人，也许不会天真到期望特首会有什麽灵丹妙药帮他们解困。可是特首身为最高领导人，至少应该表现出「同理心」（empathy），使人觉得他感受到苦主的痛楚。
在这个语境里，「新挑战」是一个荒谬至极的委婉词（euphemism），「迎接新挑战」更是一个「修辞上的大错」（rhetorical blunder）。此外，施政报告强调「强政以民意为本」，这个讲法没有问题；但英文"Public opinion underpins the strength of our leadership"，却明显是把"public opinion"（民意）与「公众的支持」（public support）混淆了，令人啼笑皆非。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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