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君主与旧的教会联盟，英国的君主却与议会结盟[11]。“本来由各城镇或行会管制的贸易，也变成了国家权威的事务”，如由议会制定劳工法规、由国王的“公正（法务）与和平”部门执行，管制工资和价格[12]。ㄜㄌㄧㄕㄚㄅㄟㄙ治下的英国以议会制度之母的近代国家制度走上世界舞台，例如，“废除修道院救济帮助英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把科学的救济作为一项国内法律义务。尽管ㄜㄌㄧㄕㄚㄅㄟㄙ的济贫法不完善，它毕竟是一项社会组织的进步。在她的统治后期，外国人吃惊地发现在别的地方没有的现象：乞丐的消失”[13]。
除了对外的海军，英国君主没有常备陆军和警察力量[14]，而驻扎在国内的常备陆军一向是干涉内政的专制力量[15]。“各种得到任何支付统治英国的civil service/文职官员不足一千人”，“17世纪英国政府靠大家的合意，也就是说靠通过议会运营。但是，更重要的是靠全英国的无薪、义务官员们运营”。[16]
英国发生革命的争议焦点在于：James/ㄐㄟㄇㄨㄙ/杰姆斯（或詹姆士）和Charles/ㄑㄧㄚㄦㄓ/查尔斯（或查理）国王与罗马法的信奉者们认为君主的意志是法的来源，法官们要按照君主的指示发言；而Edward Coke/ㄎㄡㄎ爵士从英国的普通法出发，坚持法是独立存在的，高于国王和他的庶民，在判决时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有国会的最高法庭可以变更法律[17]。从中世纪的普通法寻找源泉的ㄎㄡㄎ固然不如Paine/ㄆㄟㄣ/潘恩或Rousseau [ruːˈsoʊ]/ ㄌㄨㄙㄡ/卢梭[18]提倡的“天赋人权”更具普世意义，但为大西洋两岸的巨大进步与自由准备了基础[19]，也堪称革命。1641年秋，一个全新的观念出现了：既然国王如此不负责、如此不可救药，代表人民的议会有权把过去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20]。1649年1月，ㄑㄧㄚㄦㄓ一世被公开宣判为叛国罪并处死，王朝与House of Lords/贵族上院、ㄢㄍㄜㄦ教会也被废除了，英国成为共和（到1660年为止）。过去也有国王被谋杀，但这一次是正式的法律形式[21]，“ㄐㄟㄇㄨㄙ二世害怕同样的命运而逃出国外、抛弃了王国和王位”[22]。
但是，靠内战[23]中得胜的陆军维持的共和不可能持续，在Puritan/清教徒、军事强人Cromwell/ㄎㄌㄛㄇㄨㄟㄦ/克伦威尔死后一年半，英国和平顺利举行的选举恢复了“对于法治和议会制度不可少”[24]的君主制，但君主的权力已经被削弱，从此再也不可挑战议会的优势。“1688年革命为大ㄅㄨㄌㄧㄊㄞㄣ同时带来了自由和效率，因为它把权力的天枰永久地置于国会一边，但不像40年前那样一方靠武力打倒另一方。这靠得益于因为ㄐㄟㄇㄨㄙ二世的愚蠢而投入对方怀抱的Whig/ㄏㄨㄟㄍ/辉格与Tory/ㄊㄛㄌㄧ/托利两大党派的合意”[25]。不过，不足的是：“1688年革命虽然确立了House of Commons/国会下院的优势，・・・按照人口移动来分配议会位子的想法被埋葬到ㄎㄌㄛㄇㄨㄟㄦ的坟墓里。随后，下院以及它控制的政府越来越与地主阶级接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大西洋对岸初生的民主派与本土的贵族式议会越来越脱节”[26]。实际上，“对ㄙㄊㄨㄜㄊ王朝的政治胜利最终落入与伦敦和商业团体联盟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ㄏㄨㄟㄍ党派手中”[27]。幸好议会里的一党专制无法持久，虽然“这两个党派在它们的幼儿初期在自己的后院放火，・・・在几年内很快学会了教训，有足够的智慧挽救英国和欧洲”[28]。
在统治阶层对权力的争夺带来革命动荡的同时，“ㄊㄨㄉㄜ君王们无疑帮助建立了推进法治这个重要观念的基础”，到了“Stuart/ [ˈstjʊət]/ㄙㄊㄨㄜㄊ/斯图亚特王朝末期，法律已经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达到公认的地位，・・・与已经被认可与欧洲各国的法规不同，英国的普通法在理论上保护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29]。1695年，出版审阅制度得以废止，英国实现了内战与革命时代的诗人ㄇㄧㄦㄊㄨㄥ的“无需执照的印刷自由”的梦想[30]。在引起战争的宗教方面，政治哲学家ㄌㄛㄎㄜ提倡的宗教宽容使教会成为人们自愿社交的场所，人们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崇拜上帝[31]；“1640年后在一代人之内，迫害witch/巫术异端的行为停止了。・・・因为找不到对此感兴趣的法官和陪审人了”[32]。政治思想家Thomas Hobbes/ㄏㄛㄅㄨㄓ/霍布斯的Leviathan/《ㄌㄜㄨㄞㄚㄙㄢ/列维坦（利维坦）》一书完全抛弃了国家主权的宗教、道德面具。思想自由的果实在科学方面硕果累累，从提倡经验观察方法论的Francis Bacon/ㄅㄟㄎㄣ/培根，到发现血液循环的William Harvey/ㄏㄚㄨㄟ/哈维、科学家Robert Boyle/ㄅㄛㄧㄦ/波义耳、科学发明家Robert Hooke/ㄏㄨㄎㄜ/胡克（虎克）等，在Isaac Newton/ㄋㄧㄡㄊㄨㄥ[33]的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达到顶峰。
自从Marathon/ㄇㄚㄌㄚㄙㄨㄥ和Salamis/ㄙㄚㄌㄚㄇㄧㄙ[34]海战胜利以来，历史上没有人类群体像英国议会那样建立起现实的human freedom人性自由制度[35]。在欧洲急速奔向近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大分解的过程中，英国的自由制度为它提供了长期的安定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1] 从发音[ˈlɒk]的角度，译为ㄌㄛㄎ就够了，加上ㄜ对应原文末尾e。
[2] 引号内的标签引自洛克《政府论 下篇》前言“吴恩裕：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叶启芳、瞿菊农译，1983年，北京。关于马克思主义，可以参考笔者的诸多论述，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考”，2016年2月18日第三稿。
[3] 中文现译为“圈地运动”，不客观准确。
[4] 他们自有或租借土地。
[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p.33-34.
[6] G. R. Elton: Introduction to John N.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Harper Torchbooks, 1965, Xxiv.
[7]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46-247.
[8]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64.
[9]本文参照赵京：“英国宪政代议制度的起源初译”（2017年9月20日第一稿）已有的汉音元素译名，不再列出现有的表意汉字译法。
[10] 赵京，“莎士比亚剧作的人性描写”，2011年6月8日。“英国人对人性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论述，是从舞台剧本中表述出来的，这就是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如果没有用英文表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剧作中的人性描写， 大英帝国的舰炮不可能把英语普及为世界语言”。“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王子、恋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形象，大概只有《圣经》里的著名人物可以与之齐名”。
[11]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2.
[12]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3.
[13]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33.
[14]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99.
[15] 后来兴起的美国压抑陆军、扩张海权的国策，也是处于同样的考虑。
[16]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1.
[17]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67.
[18] 对于中译已经非常知名的人物，在决定汉音元素的译法时，可以作为参考比较。此处也比较了法语（本人出身母语）、英语和日语（许多早期汉译都参借用过日语）的发音。由此再次确认：汉音元素的翻译因为涉及复杂的文化因素，不能只靠机械或人工智能软件大量制造，特别在初始阶段，必须由各领域的学者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
[19]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67.
[20]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14.
[21]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4-325.
[22]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86.
[23] 1642-1646年，仅限于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内部武力冲突，不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或别的国家那样的带有社会、宗教意义的战争。
[24]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15.
[2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48.
[26]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p.150-151.
[27]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51.
[28]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61.
[29] Christopher Brooks, “A law-abiding and litigious society,”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 Stuart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9.
[30]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275.
[31]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47.
[32]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51.
[33] 赵京，“物理学的起源新译初步”，2017年8月23日第一稿。对于已经译为汉音元素的词，再次表示时就不必列出现行的中译了。
[34] 赵京，“古希腊史新译初步”，2017年8月8日第二稿。对于已经译为汉音元素的词，再次表示时就不必列出现行的中译了。
[35] G. M.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 Doubleday & Company, Garden City, N.Y., 1952.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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