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30日，"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近20国300多位政要、学者出席这次会议，并围绕“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在其题为《“一带一路”提升和更新全球治理》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着三个重大缺陷，而“一带一路”将对这三大缺陷起到弥补与提升的作用，促进所有人的发展。
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伟文
全球治理机制存三大缺陷
何伟文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三个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一、大国治理的模式已经过时；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过于分散；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去全球化的挑战。
首先，二战后建立的大国治理已经过时 。 且不说政治上的联合国，在经济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个特点——大国为中心，小国为外围，大国基本上起主导作用，而且有否决权。比如说像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经过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美国仍然占16%，但是它规定只要有不超过85%的就可以否定决议，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关系到全球千千万万人利益的事情，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否定。这种模式早已过时 。
金融危机以前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的比例在30%左右，到了2016年是40%左右。金融危机以来将近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量超过50%来自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根据这个百分比来预测，大概到2035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持平。而在这个之前，主要的贡献依然来自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过去的大国治理模式过时了。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很多全面的挑战，反恐、气候变化、粮食、贫困、难民、就业等等，这些挑战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小岛国家等。但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国治理已经过时。
第二个问题，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过于分散，也就是说以部门机制为主导。我们虽然不能说全球综合的、高层次的治理是没有的，但是它在实体中基本上是分散存在的。比方说联合国下有许多机构，有工发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等等。然后再有布雷顿森林体系、IMF、世界银行、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机构都只能处理本部门的问题，而对于全球重大问题它们却无法处理，所以这种部门性的机制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局势。
第三个问题，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对于应对去全球化的挑战，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了。在今年G20的汉堡峰会上，仅仅是对贸易上反对保护主义这一条就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在领导人声明中仅仅写了一个含糊的、暧昧的、两面兼顾的措辞，也就是反对不公平贸易，但它也是保护，而且认可合法的贸易限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完全屈从了保护主义。所以G20已经不能在推动贸易全球化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了。
全球化实际上带来三个副产品：第一、传统行业就业减少；第二、贫富差距拉大，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内；第三、少数金融、科技巨头和广大中产阶级、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三个副产品，人们都把它们归结为全球化。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它根本上是资本运作内在矛盾必然的结果，因为现在的全球化都是资本主导的，那么它必然有三个要素：
第一，必须要降低成本，特别是可变资本，也就是尽量减少就业人数，而且它不断要追求技术进步，价格要降低，以便于竞争。所以传统行业一定要减少就业比重，这是资本主导的必然结果。
第二，依靠资本为收入的和依靠劳动为收入的差距是越来越大。法国人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是非常好的书，实际上这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来论述的。为什么会有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因为以劳动为收入，永远赶不上靠资本为收入，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第三，因为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高度集聚，金融资本的暴富更为明显，不仅是跟工人，跟广大社会的平均阶层的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为什么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导所造成的。
全球化是否就必然造成贫富差距呢？并非如此，2013年，美国的基尼指数是41.6，而超过40就比较严重了，但是全球化程度远远不如美国的南非、波斯瓦纳、纳米比亚，它们的基尼指数超过了60，而经济外向型程度更高于美国的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它们的基尼指数远远低于美国，只有28到32。所以说全球化并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少数人的暴富，以及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实际收入下降呢？事实上并不是普遍人都必须下降的，以美国为例，2000年到2016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2009年不变美元来计算，从31,632.8美元上升到39,153.7美元，16年增长23.8%。所以如果都平均分的话，每个人都能有所增加，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从2009年到2013年85.1%的增长都进入了1%的人的腰包。2013年，占整个美国人口1%的人，其家庭所占有的财富等于90%家庭的财富的总和。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过去30年来在美国社会中总收入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这并不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而是金融巨头造成的。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尤为明显。所以金融寡头需要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财富。为什么金融危机定期会发生？这并不是全球贸易造成的。因此，全球化仅仅是个载体，国际贸易是个替罪羊，根源上是资本运作。而现有的全球治理，基本上是以资本为基础，以资本为主导的。这就是现在全球治理的问题。
“一带一路”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
针对大国治理已过时，“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公平的、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制度，而不是过去的大国治理模式。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是没有否决权的，大家都是平等，不能由少数国家治理。虽然中国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中国只是贡献者，不是领导者。
习近平会见到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图源：新华社）
中国也不去盲目地追求所谓高标准的市场开放，而是要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以及不同人群的需要，推行一种有包容性的开放，所以这也不是一种大国治理。
第二，针对现在碎片化、部门化治理作用的不足，“一带一路”的合作实际上是顶层设计、顶层操作，而且各个部门进行分步执行。这些合作都是高层次的，是政府之间、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然后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接入进去，把各种不同工作融合在一起。将设施相通、人文相通、体制相通、贸易相通、金融相通，全部整合在一起。克服了部门化、片面化、碎片化。
第三，对于全球化出现的问题。“一带一路”不主张资本主导，而是主张社会主导，以社会利益为先，整个世界各国人民变成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和大家共商、共享、共建。对于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对就业的排挤，“一带一路”会有相应的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对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将通过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一带一路”不会去挑战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一带一路” 所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精神，无论是货币的支付、发行、互换还是债券市场的建设。它将积极参与推动世界金融体系的治理，避免财务向极少数人聚集。
在这个情况下“一带一路”可以讲很多故事，而更重要意义的在于，它能够回答现在全球治理中存在的三个重点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得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造经验，这样就可以说“一带一路”将会作出巨大贡献，“一带一路”并不是要把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机制完全扔掉，而是把它提升、更新，符合今天社会变化的需要，乃至让全球所有人都共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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