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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系统大换班释放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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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前夕对于港澳系统的大换班,一石激起千层浪。备受争议的张晓明北上执掌港澳办主任,王志民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则入主澳门中联办主任一职。此次大换班释放出了中央怎样的治港思路?十九大前后,这样的思路会否有新的意涵?

对此,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田飞龙看来,这次大换班恰恰反映了中央治港思路的连续性,接下来治理香港将逐步涉及香港日常治理架构,形成对香港自治权之有效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夯实“一国”对“两制”的宪制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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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1日,田飞龙9月21日出席香港大学法学院一个研讨会时表示,香港高等法院根据人大释法,先后把涉及宣誓风波的六名立法会议员褫夺议席,终审法院早前亦驳回梁颂恒和游蕙祯的上诉许可,显示司法机构遵从人大释法,承认中央的主权权威(图源:多位记者/摄)

你如何看待这一次港澳系统两位行政主官的调整?我们从香港了解到的情况是,多数港人至少对王志民不反感,因为他看上去更亲和,还会讲粤语,同时在港澳系统有丰富的经历。

田飞龙:对于此次调整,第一,可以看出中央治港政策保持着连续性。尤其是在张晓明在中联办任内,经历了占中、政改和反港独等一系列事件,中央对张晓明的工作风格和成绩还是肯定的。因此把他从前方调回来,虽然是平级调动,但实际上是升迁。张晓明可以在更靠近中央对港政策的位置上去发挥作用。所以很难从两人个人风格和亲和力差异方面解读中央的依法治港、经济融合的国家整合思路有什么变化。因此我认为这次调整是对既往政策延续性的安排,也是对中联办这些年治港在政治上的肯定。

第二,两人确实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在香港社会运动激进化和法治受到冲击的条件下,在中央的应对偏于强硬和整合的大体思路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事调整反映出央港双方的确有和解和沟通的余地存在。

王志民的角色在张晓明偏于强硬治理之后可能起到调节和缓冲作用,但并非反对之前的路线。在回归20年和七一讲话之后,中联办需要开始侧重于香港社会、经济民生的重建,促进社会团结,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守住底线,指导协助特区政府进行社会重建,加强与内地的互联互通。这应该是今后工作的思路,而王志民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助于在新的目标周期内帮助中央政府完善対港治理,拉近双方的距离,消除双方的互不信任。

但也有一种担忧,认为港人对于中联办的反感已经根深蒂固,很难依靠一人的更换就改观。王志民在接任中联办一把手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港人对于西环治港以及中联办的反感?

田飞龙:他作为中联办的行政主官,还是在中央港澳工作体制之下进行工作,个人作为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港澳工作是分段负责,中联办和港澳办之间有前线后方的分工。他的职位决定了,即便他看上去更亲和,但由于作用有限,同时必须执行中央路线,久而久之这些都会积累港人的惯常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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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治港功过是非,各有评说(图源:新华社)

这就涉及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中较为偏颇的地方。一国两制在转化为基本法的法律秩序时,缺乏对中央管治权在港落地的基本配置和安排,即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过高了,中央管治权过度约束在国防、外交等与本地管治不直接相关的事务之上。可以说,中央对香港的控制缺乏制度上的有效抓手。而之前中央依赖于行政主导,通过抓特首的爱国爱港和管治有力等来实现监督目标。但香港行政主导受到立法会的拉布,街头的社会运动,司法能动主义下的司法复核以及公务员系统中常任的公务员与问责制官员之间的脱节等因素综合影响,行政主官在当地作用发挥有限,进而影响到中央的控制和影响力。

因此在选举政治当中,应对日益膨胀的反对派动员的本地化压力,以及背后的国际势力的支持因素,客观上需要中央以非制度化的影响机制出现,久而久之就是中联办的这种机制,只是这种机制缺乏基本法在制度上的直接支撑。功能需求超出了基本法的制度容量,也会引发对基本法适当更新的思考。

因为在保持香港地区稳定和协调香港本地利益和国家利益上,确实需要中联办的角色存在。所以这或许就是今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完善的方向。而中央管治权在香港落地和正式化,不代表取代了本地高度的自治权,而是在本地形成自治权和中央管治权良好的分工协作,在基本法秩序内更充分地容纳和表现中央直接管治权及对自治权的宪制监督权。因此可以说,中联办应该从之前的非正式的影响和统战性质的角色转变成为正式的角色,这一过程也是“依法治港”的制度深化与进展。

此前采访北大教授强世功时他也有提到,由于中央在香港缺乏一个制度性的抓手,他建议中央应该在港建立日常性的介入,而非仅仅在特首,政改等大的方面做改进。

田飞龙: 是应该回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初衷而进入香港日常治理架构,寻求“一国”与“两制”的宪制再平衡。这不是违反基本法,而是合理地依据一国两制发展基本法。

但如果这样,会否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当然,这是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因为没有日常性介入,导致每次的介入都引发港人的激烈反弹;另一方面增加日常性介入,又可能在短期内引发更大反弹。该怎么调和这样的矛盾?

田飞龙:这反映的正是香港对中央管治权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过程,这对双方都有考验。一旦把中联办的角色在香港本地治理体系中日常化之后,本地会出现反感和不适应,这是正常的初期现象。随着中联办角色在制度上的正式化,中联办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合理合法地去发挥正面角色,香港社会也会逐渐去接受,并逐渐达到一个新的观念与制度平衡,这种新平衡完全可以符合一国两制。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990年香港基本法通过的时候。当时内地经济和制度的现代化更多在模仿和学习香港,并且通过香港去接触外部世界。今天中国作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力量,在重新塑造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在中国面对世界经济的主场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客观上香港的经济转型、人员来往、创新科技包括青年发展会更多依赖国家。此时如果国家有这样一个正式的机构存在,反而是有助于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及增强与内地互联互通。因此1990年和2017年的香港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不同的关系,都决定了香港有必要有中央一个较为正式的机构来依法存在、依法治港。

你怎么理解这三句话背后的意涵?

田飞龙:我和张晓明没有直接接触过,但这几年研究香港问题也时常看到过他的讲话,也包括港媒对于他的态度。我认为他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他是绝对忠诚的。他本身是中央治理香港的路线政策的建议者、执行者,同样也是担责者。因此他能够忠实地从中央政府的立场上去看待一国两制和执行对港路线。香港对他的反感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对近些年中央调整对港方略及加强国家整合的反感。

第二,他是比较热爱香港的。虽然热爱的方式与本地人希望的方式有所不同。由于他更多时间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去看香港,给香港人一种西环治港的家长式、包办式作风的印象。但爱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他基于中央政府的立场上,他爱护、关切香港,判断香港真实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虽然有时候会有些失误、越位和不足,但本质上是一种爱。在香港工作较长时间的内地人,无论官民,对此地都会油然而生爱意,这是香港的魅力所在,但这不代表完全认同香港本地价值观。甚至因为爱而对香港的未来及与国家关系产生更高的期待,这就超出了本地人“爱港”的尺度与范畴了,由此产生误解与冲突。

第三,他个性上有一些特点,比如他爱用文辞,好独立演讲及自己进行创意性表达,有时近乎文学青年,秉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纯粹。这似乎是内地在港官员的某种共享气质或传统,周南身上也有这种味道。往远处说,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之政治伦理与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的某种综合。他把自己的工作似乎已经看成了一种神圣的职责,并且认为从中联办到港澳办,他能够更加深入地去履行这种职责和事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未离开”。

从香港市民对中央治理,诸如家长式作风的反应来看,香港人似乎并不领情,认为中央管的太多了。如果逐步将西环治港制度化,后果会怎样?

田飞龙:这恰恰反映了在一国两制内部存在文明文化的冲突。如果我们从中国政治文化中去理解国家的作用和角色,会发现有着伦理化的倾向。中国古典政治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发展成较为严密的家国天下的逻辑结构,不是建立在西方现代性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上。由于香港公共政治文化的成型是英国的殖民文化,带有英国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和观念,包括香港媒体也受到这样的影响。这种文明冲突是需要彼此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的。

此外,西环治港和中央治理是否更多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扭曲性的多,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种“少”。因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内缺乏制度空间和抓手,但客观上中央是有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制度化保障的,也有为了香港繁荣稳定需要而不得不发挥的作用和功能。这种“功能—权限”的不匹配及制度性匮乏导致中央只能绕着做,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所以今后需要制度化与法治化,来逐步适应香港的法治社会对国家权威和国家地方互动的理解与接受。

例如如果用人大释法去做,人们会更容易去接受,尽管也会有不满。但如果用西环治港去做,因为基本法中没有明确依据,尽管你做了好事,是好心,但香港很难理解为何有这种权力存在。因此客观上有中央从统战治港向依法治港的战略转变。这种转变正在进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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