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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习近平时代现代化成败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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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从官方到媒体再到社会层面,“现代化”成为不断出现的高频词。可究竟什么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如何才算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继“四化”之后的此一现代化,可否作为习近平时代的关键命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距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多远?

针对系列问题,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在许章润看来,如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当做行政管理概念来理解,并不能带来根本改变。因为,置身晚近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体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秩序,必然包含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的双元包容互动,而造就一个现代国族,一种民族的政治生存状态。其间,尤其是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架构中,对于公民权益的平等关切,满足国民个体尊严与国族集体尊严诉求,实现“以文明立国”与“以自由立国”的平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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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也是时代之问——习近平时代距离实现现代化究竟还有多远(图源:新华社)

你觉得推动现代化过程中,什么是最大的阻碍?你此前提到“如何治理现代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许章润:这个问题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否是“第五个现代化”?过去多将民主看做第五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再加上民主体制,就构成了完整的现代化内涵。换言之,所谓的“四个现代化”立足于民族国家建构,而民主立宪体制则涉关民主国家建设,展现的是近代国家建构的2.0版本。毕竟,现代中国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统一体,也是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一体化。终究而言,凡此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一手硬,一手软,难免坡脚。

较诸民主政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提法上更加全面,也更具现代意味。但后者无法取代前者,其中异同还是需加区分的。如果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当作行政管理概念来理解,则为技术层面,关乎“善治”,而这并不能带来根本变化。反之,如果放在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的双元包容互动脉络中,则关乎“良政”,牵涉到现代国家的大转型,关乎这个叫做现代的秩序内核。其核心不是别的,就是解决政治统治权力的来源正当性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权为民所赋”这一表述所道出的大是大非。其间,涉及到如何从小农经济立国与威权政制,转化为开放多元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与工商经济,实现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的统一诸项。再进一步,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解为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丰满的概念,换言之,尊重每一个体的权益,同等关切全体国民福祉,从而使国家及其政府作为表达关切,落实平等,满足尊严的工具理性,则所要求的远远不止刻下一般“善治”提到的那些。

所以现在的危险在于,把它作为行政管理概念。

行政管理概念是,怎么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是有意无意忽略甚至抹煞了价值理性。所以要防止其滑入纯粹工具理性和行政管理的“善治”层面。

当今中国,无论是谈论民主、治理现代化还是其他什么,都要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就是:晚近400年这一历史大时代,是一个叫做“现代”诞生的转型大时代。它与古典时代枢纽文明相对应,是一个现代枢纽文明时代。现代枢纽文明时代从17世纪开始,度过了所谓“现代早期”,为此人间秩序完型。迄而至今,历经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正在进入太平洋文明时代。凡此转型,在欧美和东亚先发国家已经完成,而中国进展多多,却尚未完成,恰处这波大转型的最后时段,有待临门一脚,为大历史收束。事实是,中国从满清变法修律开始,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此即所谓“中国问题”。它与此前的英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俄罗斯问题、美国问题和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具有同等的现代化样本意义,是四百年间最大的地球事件。它们分别代表了如何走向现代制序的不同路径和遭遇,而殊途同归,均以达臻现代为终点。

所以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样本,也要回到这个原点,总体而言,以富强、民主和文明为旨归。究其具体指标,综其大端,则可具体化为四项,此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也就是老生常谈的所谓“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

除了回到原点,中国还需要回到常识。常识是什么?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各安其业,各居其所,没有人人自危现象,也没有爆发大规模动乱的忧虑。虽然有违法犯罪和示威游行,但体制本身秉具正当性,早已解决了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因而,没有大规模动乱甚至政权垮台等诸如此类的忧虑。又如,小而言之,我挣到的钱,只要来路正当就不怕被剥夺。

你之前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时期,而且对于复兴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世界的方式应该是审慎、中道、和平、理性的。然而现在进入世界的方式仿佛并非秉持中庸之道,也不再韬光养晦,而有主动出击的意思。另外,你也提到中国处于临界点上,认为现在的中国政治缺乏历史感、国家担当和哲学思考。

许章润:回到原点和常识还不够,还要回到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和文明实体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个场景纷繁复杂。例如,偌大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就包含了“三个中国”,分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此外,中国之为一种政治实体和历史文化意象,同样构成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对此,需要分别论处,而统括于“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大框架

因此,较诸已然全面现代化,完成大转型之后的均质化状态相比,中国是多个中国存在于一个时间节点上,而造成了“时间的丛集”这一时代特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能说了解中国国情。而这些既是中国有待发展,也是拥有后劲的原因所在,亦是中国虚弱的地方。这导致中国在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稳定性方面,备受掣肘。

第二谈到临界点这个问题。“临界点”是说,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致确定改革开放,到后来逐步明确提出以这四个字所宣示的立国路线执政,旨在建设现代中国。虽说其间跌宕,不进则退,但总体方向依旧不脱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这一近代中国历史的文明意识与政治意志。但是,自2008年奥运之后,情形似乎开始有所不同。当年为了保障奥运,将之前并不认为十全十美的做法,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在奥运和世博之后完全正当化,赋予其合理性。其实我们都了解,它只是在政治决策和方案对路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因而,成就大了,思路仿佛变了,一路走来,新旧之间,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旦决策失误,力量越大后果越严重。例如黄河上的那些水库,不仅不能治理黄河,反而成为水土疙瘩,白投资了。又如鄂尔多斯成了死城,曹妃甸的投资也是一例。相反,政治决策和方案对头,则力量越大,成效愈显。如中国高铁搞对了,大飞机也是必要的。

现如今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口头政治宣吁和实际举措有如此大的背离。如果一切出诸怀疑论,便可能落入简单的道德批判和政治指责,没有意义的。知识人不会只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应该在现有体制下分析,究竟口头宣吁是否反映承载了公民理性和现代国家成长的道义指向和政治目标?问题在于,一旦道义指向和政治目标落实于制度设计并付诸实践的话,就会使得提出和表达这一政治宣吁的主体利益受损,为招致捍卫既得利益的反弹,如此这般,导致如此言行悖反现象?!

从而,说到底,这既是一个利益问题,光靠所谓“利益驱动”已然不足,需要启动道义动机,并由此形成足够压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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