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是韩国最新上映的政治题材电影。由于事关韩国社会追求民主的艰难历程，影片赢得异乎寻常的人气，并被不断与中国还在放映的《战狼2》进行着对比。
据报道，《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未正式上映的中国大陆译为《出租车司机》，以下简称《我》）八月初在韩国上映，观影人次在一个多月后冲破1,200万，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不仅成为2017年韩国票房冠军，也将代表韩国角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中国的参赛影片则是《战狼2》，恰好也是政治题材，但两者反映了两国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
严格意义上，《战狼2》反映了一种假大空的盲目自豪心态（图源：VCG）
《我》以1980年5月的韩国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编，男主角金四福是一名在首尔独立抚养女儿的计程车司机，他原本看不惯“整天示威不务正业”的学生运动，但为了十万韩圆的报酬，载着德国记者彼得（Peter）进入已被政府封锁的光州，金四福也在亲眼目睹抗争后同情民众，进而帮助彼得完成采访任务。
中国两岸三地反应热烈
《我》于9月初在台湾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千万新台币，9月中旬在香港上映至今，票房也不俗。
《我》在中国大陆没有正式上映，但透过不同渠道观看的网民纷纷发表心得，不少评论明指暗喻地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有网民问：“比起《战狼2》空虚、做作的民族自豪宣扬，中国何时能拍出一部反映真正民心的影片，例如描述天安门事件的电影？”
《我》在满分10分的豆瓣电影评分中得到9.1分，但3日，豆瓣电影关于这个影片的条目和评论全被删除。
光州事件发生于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执政期。透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18年独裁统治宣告结束。之后，韩国被压制的民主呼声再次高涨。但朴正熙遇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又落到同样军人出身的全斗焕手上。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韩国南部全罗南道的光州市市民自发抗议，要求民主化。全斗焕封锁光州，派空降部队和坦克车镇压平民及学生，抗争后期民众武装反抗，但终究不敌军方。
政府则控制媒体，将示威者标签为暴民、朝鲜间谍或共产党。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确切伤亡人数未有定论。这一情形与中国的六四事件惊人相似。
全斗焕于同年9月就任总统，持续高压专制统治，外国媒体对光州事件的报道也被政府屏蔽。在民意强烈要求下，1995年金泳三执政期间，国会通过特别法，光州事件受害者在1996年得到平反。
当时下令镇压的两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及十多名军事将领，被以叛乱罪内乱罪、以及集体屠杀罪判刑。
香港影评人家明认为，以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现状，拍摄类似《我》的可能性是负数。而香港有机会做出《我》片一类的政治片，因为2000年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合拍片越来越多，香港有一批观众不满意合拍片“讲的不是香港故事”。
家明指出，2016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就是政治电影《十年》，虽然拍摄水平没达标，但创造了一个市场，反映观众想看与香港有关、甚至反映自己心声的故事。“
但家明也点出香港的困难之处，就算导演自己不去中国大陆拍电影，但投资公司、或是合作的电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陆工作，比起台湾，香港电影人有更多顾忌。
台湾导演万仁分析称，虽然很快被删掉，但豆瓣对《我》的打分，可以反映出面对韩国的民主还在进一步深入的局面，中国大陆民众对于自身感到的是无尽的无奈与压抑，这是《战狼2》这类空洞的内容，永远不会反映的现实。
韩国民众自2016年年底，连续几周举行集会，要求时任总统朴槿惠下台，集会人数最高达到170万人，是1980年代韩国争取民主化运动以来最大规模政治集会。
在台湾政治大学韩国语文学系开设”韩国转型正义电影评析“的兼任讲师朱立熙指出，正是这股民气，造就了《我》的超高票房。
台湾高雄市人权委员会委员的朱立熙则点出：要是没有民主化，就没有韩流。
1997年，出身反对党，在专制时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经由民主投票成为韩国总统，韩国第一次政党轮替，被视为”真正落实民主化“。1998年，金大中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并希望借由文化来改变韩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孕育了”韩流“。
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不同政治观念的公开表露（图源：新华社）
韩国电影界从专制时代就有一帮”敢言“人士打破禁忌发声，到民主化之后，电影界体会到创作自由让韩国电影享有国际能见度，因此尽管政府还有间接打压，韩国电影业依然蓬勃发展。
《我》片德国记者彼得的原型是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采访让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为他建了纪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遗愿，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