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伯格鲁恩哲学与文化研究院主任、现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提出中国模式政治层面意涵，也即贤能政治与民主的模式后，关于选贤任能的讨论就不断。临近中共十九大，这种官员遴选机制复又成为外界的聚焦点。尤其是当选举式民主不断遭遇民意滑铁卢、福山所提的“历史终结论”最终走向自我终结之际，中国式的民主模式的认受性随即水涨船高。两相对比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会是解决西方民主制度弊端的有效方式吗？
为了进一步释疑解惑，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许章润看来，现在提出和广泛讨论“贤能政治”，自有其必要性，亦具时效性。但是，必须注意到，其间一大背景，也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贤能政治的提出者不是中国人，而是饱受民主选举过程弊病之苦的洋人，是那个为民主民粹所裹挟的时势逼迫出来的时代话题。
法兰西斯·福山在其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指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图为法兰西斯·福山在台北演讲，提出他所观察的全球民粹主义兴起风潮（记者何豪毅／摄）
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赫然在列，但中国最近几年流行批评民主弊端，而不遑追究民主真义，仿佛民主已死，“贤能政治”足可取而代之。可是，如此申论，人们真的懂得什么才是民主吗？
在许章润看来，民主、宪政和法治，凡此三项，荦荦大端，均为现代立国建政之体制要件，却各有专攻，再组合一体，而组织政治，建构国家，从而，安顿人世，特别在于提供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之道。
具体而言，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明白告诉大家“谁让你来统治”；宪政提供的是有了这个权力之后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大框架，一种制衡的权力配比关系，旨在防止一权独大；至于法治则系对此配置下的权力如何运作之规制。所以，就此而言，对于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的质问与有效回答，是建设现代政治，从而建设现代国家的大经大法，一切政治与政制的起点。不是别的，正是民主体制，一种和平解决权力来源的伟大实践，不妨说，是近世文明针对“一治一乱必然流血”这一数千年体制之弊，所发明的最为伟大的制度。若论现代枢纽时代文明对于人类群居生活的可欲性与可能性所抉发之最为卓越之处何在，则卓越在此，枢机在此。
既然民主体制是一种关于权力来源的最不坏解决方案，旨在有效避免暴力与动乱，则其有限性同样昭然于世。近些年民主体制弊端时现，人们逐渐摆脱“民主拜物教”，可谓一种政治成熟。但由此走向另一极端，径认民主一无是处，却也偏颇得离谱。在许章润看来，毕竟，民主为“良政”的起点，由此出发，而后方始有“善治”。另一方面，“贤能政治”实为一种善治，并不提供也无法提供政治正当性，不曾触及权力的来源这一最为根本之处，说到底，是某种“好人政治”的别样说法而已。再说了，中外学人，并没天真到认为一旦启用民主选举制度，则万事大吉，更不会以“民主”为刻下中国一切问题的万能解药。
同理，“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亦非十全十美的制度。而且，就中国语境而言，问题在于，置此不透明体制下，在这样一个裙带资本结构甚嚣尘上的结构中，是最好的干部上了台，还是最能钻营、或者有背景的“圈内人”上了台，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
之所以一些西方学人钟情“选贤任能”，实因饱受民主制度选举过程诸种弊端之苦，被蛊惑政治的宵小们闹烦了。许章润强调，不同文化和体制，均有利弊，难能全真全善。置身民主体制下生活，可能收获了民主的好处，其如空气，因而感受并不强烈。尤其是凡此运作多年，早为初始条件，习而不察。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弊端和坏处的感受，却很痛切，也是真实而自然的。其结果，其利不彰，而其弊痛甚也。
置此情形下，遥看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不搞民主体制，避免了政客与民粹的喧嚣，便认为其为真善美，而欲以其之善好医治自家之痛，弥补自家之不足，修正民主体制之弊端，见贤而思齐，例属人之常情，同样可以理解。
没有民主制度保证下的“选贤任能”，反腐败成为彰显制度正当性的一种补充手段。经过五年反腐，的确，腐败“风气”得到了一定遏制，但不见根本性的制度遗产，则体制犹在，一旦放松，旧习反弹，甚至变本加厉，亦未可知也。许章润担心，假如今后不再有纪委的巡视组办案，也不再有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则不妨设想，官场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吃喝风，卡拿要风，行贿受贿风，势将死灰复燃。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反腐必须落诸制度遗产，以此巩固反腐效果。例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阳光法案，便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制度，如若正心诚意，为何不将它作为一项反腐制度遗产建立起来呢？！
不过，中共及其中央政府作为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如同一切政治领导力量一样，不是万能的。它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或者说是执行力。即便如此，出现如此腐败局面，说明它的能力还是有边界的。因此，如何让社会力量——至少，媒体监督——介入，实为时需，而这也算一种政治遗产。
做，还是不做，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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