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週年，民间恰好出现《零八宪章》的建议。中国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改革开放一直伴随巨大的理论争议和政治斗争，现在话语权的争夺围绕「普世价值」展开，牵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政治理念的激盪：体制内肯定和抨击普世价值激烈交锋，批判普世价值的阵营更称中南海潜藏「赵紫阳集团」；体制外要求走向普世价值的声音更强烈，《零八宪章》引起海内外瞩目。谁将主导中国未来的改革，全球关注。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启动改革开放，到今年二零零八年刚好三十週年，当下中国民间也恰好出现《零八宪章》（见页三十四的专文）的建议，发起者之一刘晓波被拘捕。中国再次站到了往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以历史充实；历史靠现实生辉。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伴随著巨大的理论争议和政治斗争，如今，如何评价三十年改革的功过得失，如何选择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如何看待《零八宪章》，话语权的争夺围绕著「普世价值」这个关键词，也牵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政治理念的激盪。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经济复兴，从计划、命令经济回归市场、自由经济，综合国力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充满活力，公民社会开始发育。从思想的中世纪迎向启蒙的新曙光，中国社会从一个等级制的阶级统治回归人性、回归常识、回归理性，走向一个正常国家，也走向一个拥抱普世价值的国家。
然而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也远非一帆风顺。党内改革派不会忘记，当年八九民运的失败，体制内改革派挫败，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以致政治上的分权制衡缺席，近年权贵资本主义乘势而起，权钱勾结、司法腐败现象严重。而今民间出现的《零八宪章》，其实就是回归人的基本权利与普世价值，但客观上会不会造成体制内改革派被打击？
如今，体制内的改革派明确提出要走向普世价值的改革呼声，各种顽固势力发起舆论攻击，大有当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架势；而民间则发布《零八宪章》，要求落实包括宪政在内的各种普世价值，凝聚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识，得到海内外开明人士的签名支援，但发起者之一刘晓波旋即被当局逮捕。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刻，体制内外要求走向普世价值的声音，能否佔上风主导改革继续深入，而民间的呼声是否能够成为推动改革的有力支撑，还是被顽固派罗织为和平演变的口实，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寻找变迁的脉络。这三十年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开始了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打开国门，海阔天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唯有亲身经历这三十年的人，才能体会「开放」、「改革」的艰难和成功。回首三十年之「变」，最为耐人寻味的，是民众思想观念的洗心革面，私人欲望从禁锢到鬆绑，从否定到认同，从压抑到张扬，中国人越来越多感受自身的存在和应享有的权利。一切都在回归，回归原本，回归人性，回归主流，回归人世间的普世价值。
这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诸多关键字纷至踏来，「万元户」、「下海」、「市场经济」、「股票」、「农民工」、「物权」、「网络」、「手机」、「和谐」等，不过最为彰显的无疑是「以人为本」，与之相关的还有「民意」、「民情」、「民本」、「民生」。这三十年，从最早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被中南海默认，到深圳特区的「先结婚后起名」，即为经济特区「正名」；从乡镇企业蹒跚起步，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从「摸著石头过河」，到「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孙志刚死亡事件推动当局修改收容条例，到《物权法》在争议声中千呼万唤始出台；从中南海最高领导人上网听取民情民意，到百姓的幸福指数首次被纳入国家统计视野；从公共财政到民生财政，一切都在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此乃思想解放，更新观念，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成为主流，人本、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张扬，在中国已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当下，正当人们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週年之际，颂扬和抨击普世价值的一场大交锋正在兴起而碰撞，批判普世价值的阵营，更声称中南海执政者潜藏著「赵紫阳集团」。七个月前，即五月二十二日，广东《南方週末》发表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认为，四川地震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文章发表后，引起颇大反响。人们普遍把四川地震后中国人表现的人道主义关怀视为普世价值。之后，有关普世价值的话题突然成了热点，旋即扩散至各个领域，如今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涵盖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并非为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下一步中国的改革。鑑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普世价值的争论更具重大意义，它涉及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路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接受採访时说：「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这三十年来，有三次重大争论。」他说，最近一些人提出了「赵紫阳集团」的概念。他认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先锋，特别是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赵把当时一股反改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逆流挡了回去。那是改革开放路径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时间大约三四个月。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是「六四事件」后，主题是反和平演变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把他们压了下去，这次大约两年左右。当下是第三次争论，正如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次反和平演变，这次主题是反普世价值，几个月来争论十分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有人提出「赵紫阳集团」正反映了这场争论的本质，即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普世价值是改革与反改革的焦点之一。
普世价值，是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杜光说，普世价值这一词，在中国大陆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一九七九年的新版《辞海》、一九八六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入「普世价值」这个词。普世价值观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他的东西为本好，人要有尊严地活著，自由比奴役好，法治比人治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宽容比狭隘好，和谐比争斗好，理性比极端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普世价值观的基本的文字规范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十二月十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週年，以此为根据的《零八宪章》也横空出世，轰动海内外，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週年添加一个鲜明的注脚，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不断回归理性和人性，回归中国人一直都在追求的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九点八；二零零七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四十倍和三十倍；国内生产总值佔全球的比重，由七八年的百分之一上升到零七年的百分之五；对外贸易总额佔全球的比重，由不足百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八。如此经济总量，如此增长速度，如此长期持续，世界现代史上罕见。从这种「中国特色」、「北京模式」中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蹟」的，正是开放改革，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三十年来，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涵盖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在内的普世价值，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过，近一段日子来，中国主流媒体和网络上对普世价值的声讨却越来越升温，不仅一些著名学者口诛笔伐，连一些权势显赫的人士也纷纷出马上阵。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敢于大张旗鼓地公开挑战胡锦涛、温家宝的「普世价值说」。
被称为「反伪科学斗士」的高级经济师司马南，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在北京《经济观察报》的题为《普世价值很像神话》的访谈中，旗帜鲜明地批判《南方週末》所鼓吹的普世价值观。他说，「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以我多年与骗子打交道的职业眼光看，普世价值传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大甚过图财害命的神功大师」，普世价值是非常危险的「和平演变的毒药」。
《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也接连撰文批驳《南方週末》该篇文章的观点。八月二十九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批判普世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文章称，「国内外某些势力打著『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九月十六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的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周天城说：「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
零八年七月至十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的文章也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这一讨论的核心」。「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强调「姓资姓社」的斗争为近年来所不多见。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文章。徐天亮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複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複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最近，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阶级斗争理论」批判普世价值。此文认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当前出现一股宣扬『普世价值』之风，并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现总有它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尖锐複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中找到鼓吹『普世价值』这股风的源头。」「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封为『普世价值』」，这是要求「彻底西化」，必须「明辨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
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后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的「赵紫阳老部下」徐景安，当下被称为赵紫阳集团的「发言人」。六十七岁的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徐景安，前不久接连发表了三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的讲话。徐景安认为，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把人类的文明宣布为封资修，在空地上建设所谓社会主义文明，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愚昧与野蛮。作为中国社科院院长不懂普世价值，反对普世价值，起码是缺少文化素养，怎麽能担当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任？
徐景安的「三评」，旋即遭遇批判普世价值的阵营的猛轰：「徐某人对陈院长无端指责，就是为了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他们声称，面临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逐步加重。中国的经济危机也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发展得特别严重，「从根本上说，这主要是赵紫阳集团搞复辟卖国造成的恶果。它以铁的事实打碎了他们『补课式改革』、投靠西方有利于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
批判普世价值的阵营，公开声称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士，「极力把温家宝推举为『赵紫阳集团』的新领袖，即想把这一集团变成『赵温集团』」。在「乌有之乡」网站显得相当活跃的张勤德接连发表《「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简评杜导正对温家宝的破格宣传》等文章。张勤德说，「温家宝大力宣扬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在美国自由女神塑像下，温家宝大讲『基于自由的创造』，从实质上说这显然不是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而是在强调另一种自由」。「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极可能发生的经济动乱也会让多数人认识到彻底解决『赵紫阳集团』的时候到了，再不下决心不行了」。
张勤德认为，「从『赵紫阳集团』的所作所为看，不难看出他们的旗帜，就是导致前苏联的党垮台、国解体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的组织力量，主要是党内的一批极右派、『动乱精英』，以及一批买办奸商、买办文人」。「这个集团实质是『砍旗集团』，即砍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看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所以需要啼血疾呼，同『赵紫阳集团』作坚决斗争」。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深受专制集权统治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学习讨论成为一种时尚，虽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高压下，有时一度沉寂，但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却始终没有中止。由于长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政治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掌握权力的任何官员都可以凭藉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勾结，贫富分化，风起云涌的维权、上访、抗争的浪潮，使人们深切感受推进民主自由、摧毁封建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要求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要求改善人权状况，在这些呼声里，不少人採用了普世价值这一概念，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反对的与其说是普世价值，不如说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如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就是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他们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那个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的年代，这才是真正倒退。
普世价值不是西方价值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佔阳说，某些拥护和反对普世价值观的人士实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把普世价值观视为西方的价值观。这种认识是很不妥当的。现代价值观就是真诚地主张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效率、富裕等基本价值应当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用的价值观，而不是事实上主张这些基本价值只应是为少数人所独享的价值观。
王佔阳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王佔阳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是改革方向之争。」他认为，现在有人反对普世价值，理由之一就是要坚持价值多元。而事实上，只有实现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多元。而若实现的是践踏人权、压制自由、专制独裁、野蛮残酷等等反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真正的价值多元就会成为不可能。
十二月中旬，在北京《财经》年会「二零零九：预测与战略」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改革还远未成功。三十年改革开放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过程。在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方面，中国人则更为落后。因此，当务之急是加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具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化中国。所谓「现代社会价值观」包含了三个核心内容：即个人价值和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民主法制的体系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邵建说：「在新一轮对普世价值的声讨中，一种很奇怪的观点是：把普世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进而否定其本身。」邵建认为，普世价值来自东西方，但又无分东西。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各民族文化都为普世价值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西方现代文化也对普世价值做出过贡献。如果漫长的中世纪是一个「权力的时代」，那麽现代则是「权利的时代」。尊重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利、言论权利、信仰权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公民权利等，大都是从西方现代文化中率先生发。不能因为它来自西方，就否定它的普世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表明，认同普世价值很重要，而寻求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尤为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一步步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零八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重申，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这表明中南海认定改革开放并非权宜之计，这面大旗会继续高扬。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在掀起。问题在于，下一轮的思想解放，目标何在？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