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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用人观全剖析:如何选用宰相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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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最后两周倒计时,五年一度的政坛人事大调整进入最高潮。过去五年,以薄熙来掀起的政坛震荡为起点,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石油帮”彻底瓦解,曾经的“中办大秘”令计划被查,曾经掌控中国军队十年的郭伯雄、徐才厚落马,极有希望冲击政治局的天津市原市委书记黄兴国未能“转正”即被调查,五年来一直被视为“政治新星”的孙政才成为又一名落马的政治局委员。

伴随疾风骤雨式的反腐和打破常规惯例的人事调整,十八大前所谓的“太子党主政中央,团派把持地方、地方派系势力衰”的说法正在被打破,外界看到的变化是,元老政治从政坛彻底退出,出身闽浙两省的官员受到重点提拔,所谓“团派”逐渐消弭,以军工系为代表的新技术官僚“逆袭”。

在五年所积累的经验和基本盘下,十九大的人事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习近平又将展现怎样的用人观,以及这位建国后出生的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将对当下中国所处历史阶段作出怎样判断,对此进行观察,或许能对习近平任期内的中国政治有一个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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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一直很重视和他一样有地方执政经验的官员(图源:Reuters)

将过去五年政坛的变化与习近平的表述结合起来可以发现,对于习近平而言,为何用人,如何用人,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十九大后中共将面临的局面是反腐继续推行,改革全面铺开,战略计划相继实施,这些都离不开得力助手的配合。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习近平作为毛邓之后,最有权势,最可能重塑中国的领导人,在“选贤任能”上一直有自己的一套“用人哲学”。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啃硬骨头、涉险滩,要改革就需要人才、呼唤人才、造就人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习近平想要达成“改造中国”的雄心和执政目标,必然需要一批有能力、懂政治的人才留在自己的身边,成为左膀右臂,这是当下中国官场的政治逻辑。

作为一个在面对问题时擅长单刀直入、直插问题核心的领导者,习近平很清楚一些关键和特殊的岗位,需要应用特殊的任用逻辑。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经过五年的反腐涤荡和改革执政的实践检验之后,中共高层对官员的观察视野将更宽阔,符合要求且本领高强的官员将更容易脱颖而出、获得重用。

经过五年对于习近平用人观的总结,可以发现在选贤任能的标准上,“习式用人哲学”最主要的特点可以归纳为12个字,那就是“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即官员一定要有执政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在福建任职开始,习近平在多个公开场合5次提及“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分别是1990年3月《从政杂谈》(《摆脱贫困》第25页),2006年9月13日《越是艰苦环境,越能磨练干部品质》(《之江新语》第115页),2009年3月1日《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可以看到,对于选拔何种官员的思考,几乎贯穿习近平的仕途,从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一直到他成为中共总书记。

“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语出自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思想家韩非子的论着《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这段话本意不是说宰相,将军都是出身很低的人做的,而侧重强调只有在组织的基层干过,了解组织最基本的单元是如何运作的人,走上最高管理岗位的时候才能有杰出的表现。宰相总理全国事务,只有在地方上处理过民政,钱粮,才能通晓行政体系的情弊,才能在管理国家事务时切中肯綮。而行伍出身的将军,更能了解普通士兵的心声,关心他们的疾苦,士卒也乐于为之效死。韩非子的时代是贵族政治为主的时代,他本人又是法家信徒,他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反对贵族政治,主张人主选才不该看出身血统,而应该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善于从基层发现、选拔有才能的人。

习近平曾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炼干部的品质,考验干部的毅力。”这种重视拥有地方执政经验的用人观思路,展现在十八大后自上而下的整个官僚制度上。

在高层,现任2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至少8位有老少边穷省份执政经历。常委刘云山曾在内蒙古从政二十多年;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成为公安部长前在江西有过6年的主政经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西藏、内蒙古两个自治区时间超过20年;郭金龙在四川、西藏任职34年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并在之后担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而习近平自己,则是在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人。

在基层,这几年干部选拔向县委书记方向倾斜,从中央党校举办县委书记研讨班,到“表彰”百名县委书记,今次有县委书记履历者大量进入省级班子,与过去的吏治形成鲜明对比。

2016年岁末,新疆、河北、山西、福建、西藏、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苏、广西、安徽、江西、河南、云南14个省份产生了新一届常委班子,共有43名官员新晋成为省级党委常委。这些新晋常委中,有一半是由市委书记升任的,更多人具有县委书记的经历,而政治空降兵大幅度减少。如新晋成为贵州省委常委的贵阳市委书记李再勇,曾先后辗转贵州6个州市任职,做过县委书记、副州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而河南省委秘书长穆为民,也辗转巩义、郑州、南阳三市,后升任河南省委常委。类似这样有基层经历的官员,在十八大后人事大调整中屡见不鲜,比例之大超过历次人事调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习近平的用人观以及吏治思路有关。在习近平的眼中,从地方一路“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官员,更能深刻认识中国民情和民意,更加有能力做事,重用此类官员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有利于整个官僚群体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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