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13日以“世界正迈向金德伯格陷阱？”（Is the world heading toward the Kindleberger trap?）为题，讨论美国自己打造的国际秩序，是否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处境。朱云汉认为，有别过去时而提及美中争霸下，美中是否陷入修斯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讨论，国际秩序是否同时堕入另一重金德伯格陷阱更值得于当下检视。
朱云汉13日于台北举办的“危机中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席间引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看法，认为世界应该担心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角色时，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再次出现国际公共财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认为，中国正在承接美国国力衰退下，让渡而出的国际公共财的供给角色朱云汉指出，过去的国际公共财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领导下所提供，美国于二战后，长年扮演国际影响的角色，但如今美国的领导意愿不是首要问题，而是领导能力能否持续。朱云汉以金德伯格陷阱为例，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增进各国经济福祉，并带动世界经济持续成长，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作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并能够提供国际公共财。过去英国无法继续扮演稳定世界经济的能力，又一战后，美国实行孤立主义，没有意愿替代英国承受责任，所以经济大恐慌才会一触即发。
朱云汉提醒，若现下的中国没有准备承接这样的责任，既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体系，恐重蹈1920至1930年代，因国际公共财供给短缺酿生体系危机。
然而，朱云汉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并不悲观以待。朱云汉认为，金德伯格陷阱背后预示的后霸权稳定争论，并非新的挑战，这个世界早已经历了很长一段美国国力日渐衰退的过程，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适应。例如个别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国家与企业之间联合建构、维续既有秩序，对于国际秩序而言，都有其支撑性，国家于现在的国际秩序运作而言，已不是唯一重要的行动者，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也同样扮演角色。质此，国际秩序不致因为一个既有霸权的衰退，就轻易崩解，甚至国际秩序是否还必要由一个独大的霸权来支撑公共财的责任，也不无疑问。
另就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秩序是否已经通过“后霸权稳定”（post-hegemonic stability）的初步考验？朱云汉认为实际的景况是，美国领导角色不断退缩，独自承担公共财提供责任的能力与意愿不断下降，但自由国际秩序并不受影响，依旧自我演进。实证是尽管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度趋缓，但个别国家间小型的多边贸易谈判却快速增长，同时区域FTA与区域整合机制也快速膨胀等，这些发展都是在美国实力渐消底下，国际经济秩序所另求的演进，又如G20高峰会议，也是为了能在单一霸权主导之外，接纳新的国家参与秩序建制，这也是国际秩序适应霸权衰弱的一种回应。
在上述有机的适应性下，朱云汉乐观预期，中国与美国领导地位的交接，可以在既有多边架构内顺利过渡。因为美中领导地位的消长，并非一夕之间，而是一段逐渐适应的过程。如今国际秩序的挑战，反而是日渐严峻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后西方”的稳定问题，而非后霸权稳定。
朱云汉话锋一转，直接质疑美国霸权过去被认为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来源，但实际上却也未必，美国霸权也可是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根源。原因在于，很长一段时间以降，国际社会逆来顺受美国提供的劣质公共财，如强行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又美国基于本位利益，存在阻碍国际间更佳替代性选择发展的诱因；此外，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也让国际公共财处于长期供给不足状态，甚至如美国在强大军工复合体的驱动下，其军事开支与长程投射能力远远超过维持和平秩序与航行自由所需等。
朱云汉认为，金德伯格陷阱并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议题，唯一的担心是战争，因为唯有战争才会一次性摧毁既有秩序。朱云汉指出，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可以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甚至外界不太关注的还有，中国其实已经在全方位扮演补充性、平行性（替代性）的国际公共财的角色。例如G20杭州峰会便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转向长期性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渐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以及中国跃升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共识营造者，此等已不言可喻，中国正在承接美国国力衰退下，让渡而出的国际公共财的供给角色。因此，诸如金德伯格陷阱的警示，并不需要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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