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干涉中国内政习惯了，现在反而开始批评北京干涉美国内政。
卢比奥（左一）是这一届国会当中最亲日、亲台、批华的共和党议员（图源：Reuters）
针对美国众议院外委会版本的《台湾旅行法》草案10月12日获得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3日表示，有关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8月份致信美国国会两院外委会和军委会，呼吁他们阻止相关涉台法案草案在委员会和全院通过。崔天凯在信中就国会此举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涉台议案是对中国主权、国家统一与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了中美关系稳定的“红线”。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 引述多名两党议员、议员助理的话称，崔天凯此举罕见、不当，是北京方面加大干涉别国内部政治事务。其他一些国会助理甚至提到，还没有哪国驻美大使馆把威胁当成一种手段，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尤其是（北京）通过官方渠道的这种做法更是罕见。
美国国会议员抱怨的“干涉内政”中的“内政”主要指国会立法议程，而非白宫行政团队内政外交事务。但是，美国作为三权分立的国家，其内政外交主要是白宫和国会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结果，只不过白宫掌握主导权和决策权，国会只有立法权（但也需要总统签署成法）。
美国国会议员对崔天凯的这封信反应如此激烈，和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歧视思维有关，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访华的大背景有关。
比如，涉台议案的提出者卢比奥（Marco Rubio，R-FL）等人，他们口中对中国的称呼依然延续冷战时期的“Communist China”（共产党中国）。他们大多是亲日、亲台派保守议员，近来甚至将香港议题置于中共的对立面。 特朗普即将访华，所以他们又躁动了，加上台湾政府的幕后游说，他们自然会积极发声。《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和《台湾安全法》(Taiwan Security Act) 的提出，也分别适逢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访美。
这类议员经常宣扬中国威胁论，针对中国人权、台湾和香港议题提议案并举行听证会，北京一般都会批评他们“干涉中国内政”。但等到北京通过驻华大使馆，对影响美国外交走向的国会议员表明立场时，反而被他们斥责为“干涉美国内政”。这其实和特朗普面临的“通俄门”是一个道理，美国人终究还是尝到被他国“网络攻击”和“间谍渗透”的滋味。现在，中国外交触角伸向国会，反而让他们感到不适应。
崔天凯的一封信至多是向国会负责外交和军事议题的委员会表明中国既有立场而已，反而是议员们很难丢掉意识形态包袱，对崔天凯的这种外交游说之举进行过度解读，忽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大局。
相比那些靠金钱游说他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崔天凯手法算是比较正规、低调，或者说符合中国人的行事风格。
其实，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历来已久，只是力度和效果不如以色列等美国盟邦那般明显。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在犟人政治的影响下只注重同美国总统的关系，对华府府院政治了解不多。毛邓时期，中共领导层只注重同美国总统的关系，这是强人政治使然，但导致中国对华府府院政治了解不多。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大了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比如，国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就离不开美国波音公司等企业对议员们的游说。
鉴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歧视或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美国国会已开始警惕中国的游说。美国国会审查华为在美投资就是一例。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中国政府和企业继续游说美国国会的努力。据美国参议会的公开信息，包括中海油、华为、阿里巴巴在内的数家企业都雇用了说客。
根据Opensecrets.org的公开数据，阿里巴巴在政治游说的投入也从2011年的10万美元翻到了2016年的60多万。特朗普总统年初单独接见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反映了阿里巴巴对美游说工作的成功。
国会历来是美国鹰派政客的集中地。每逢中美元首互访，国会当中的强硬派就会站出来发声。卢比奥等建制派议员，在特朗普眼中，也属于亟待清除的“华府沼泽”。但是，从他用人和初期施政来看，特朗普很难将它们清理干净，反而更多地是和他们谈判、妥协，陷入一位传统总统常常面临的处境。所以，北京除了和库什纳（Jared Kushner）等白宫幕僚搞好关系外，也要在国会展开公关施压，这对两个大国发展新型关系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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