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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后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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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中国宋代大词人苏轼的一首诗《题西林壁》,意指一个人若处在庐山之中,视野就难免会被层层环绕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景色会应视角的不同而不同,除非能够克服主观局限性,站在山外,才有可能一眼看清全貌,否则将难以辨认山的真面目。

这首诗蕴含的哲理引人深思,将其运用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的五年中国变化,亦颇为恰当。这五年间,无论左派、右派,还是海外观察者,在中国政治的认知上,既越来越分化,各种猜测和分析都有,又呈现出普遍的不解、迷茫和困惑。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都身处正在快速形成的时代洪流之中又缺乏一套能克服主观局限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动地受庞大而复杂的时代身影所束缚,只能从各自立场或者习以为常的方法论看到中国的不同面向,难以洞悉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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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图源:VCG)

这种情景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人们尽管能从官方宣传话语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察觉到世道变了,却未必都能看到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到来。毕竟他们早已习惯毛泽东时代投射给整个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价值观和方法论。直到邓小平于1984年的大阅兵以及后来他透过1992年南巡讲话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世人才普遍深深感受到邓小平时代早已来临。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中国已在邓小平时代的影响下运转了三十多年,世人要么早已习以为常,要么形成了一套观察政治、经济和外交走向的方法。可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再次发生改变,一些此前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不断打破,一些本已成为历史的东西在强势回归,一些曾被视为政治、经济和外交风向标的观测方法突然失灵,整个国家正日益推进各个领域的重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由于“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一些人要么未能感知,要么有所感知却不愿正视现实,才有看不清时代变化之困惑。

这一切要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谈起。在此之前,执政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在党内,不单政令不出中南海,而且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盛行,“九龙治水”几乎酿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遗留和积累的矛盾不断发酵,经济风险、环境污染和社会压力都大幅攀升,贪婪和腐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发展成果和人心,另一方面受制于积弊已深的官僚系统,执政党非但难以实行有效改革,反而陷入“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困局。至于国际环境,同样严峻,除了因中国崛起挑战世界利益结构和政治秩序而招致的阻力外,地缘政治博弈和恐怖主义危机日趋加剧。

为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生代领导层,自上任之初便发起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行动。迄今为止,不但一再打破“刑不上常委”等过去数十年的政治惯例,拿下包括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超过两百名老虎和不计其数的猴子苍蝇,其中因腐败而倒下的将军甚至比抗战时期还多近百倍;而且在治标之后主张治本,改革纪检领导体系和巡视制度,进行监察委试点,以及颁布和修订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内的十多份党内法规。

不单如此,党建工作还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五年来,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厉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借监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推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党组、改革共青团等一系列举措外,还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给主要权力机关和政治局委员、常委等高官立政治规矩,从而有力强化党的领导,克服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政治危机。

在国家层面,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与全面从严治党一起构成中共执政新理念之外,还不断重构中国各个领域。五年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经济、司法、教育、户籍、计划生育和军队等诸多领域推进。尤其是军队领域,这场被称为毛邓之后最大力度的军改,重构军队人事、机关设置,让军队以更大力度走向现代战争的全体系全领域建设,其效果用重建军队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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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来(图源:Reuters)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共既改革司法体制,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院检察院设立跨区域法庭或分院,增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出台中央文件来防止人为干扰司法,又着重强化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废除劳教制度,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禁止刑讯逼供,还耗费大量精力纠正过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时期的错误,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之第一个百年的目标,中共把扶贫工作上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将“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作为各级官员的硬性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让崛起的中国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适位置,习近平改变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领导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变得更加积极有为。一方面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方面,中共尤其强调底线意识。先是顶住去年南海仲裁案的压力,利用菲律宾领导人更迭的契机,透过撬动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这个支点,改变南海地缘政治格局,让南海仲裁案彻底沦为“一张废纸”。接着又迫使和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中”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上任后快速回归美国的“一中”原则。再就是近期中印边境洞朗对峙,通过政治手段让印度在金砖峰会之前撤兵,从而避免两个大国间的一场零和冲突。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上,无论是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和获得美国国务卿背书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习近平年初到瑞士达沃斯这个资本主义圣地替代美国举起自由贸易大旗并获得舆论广泛好评,均说明中国外交相比于邓小平时代已然改变。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不光习近平于去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的领导核心,而且中国政治将告别邓小平时代,进入后邓小平时代即习近平时代。如果说2012年十八大是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那么行将举行的十九大将象征着中国正式进入后邓小平时代。这也是为何2012年以来不少曾经研判中国政治屡试不爽的方法论逐渐失灵,一些左派、右派和海外观察者感到日益困惑的原因。因为他们立论的基点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他们还未洞悉时代发生的范式转移。当然,进入后邓小平时代非但不是否认或者贬低邓小平时代,而是根植于时下中国的内外现实,对邓小平时代创造性地继承。这既是时势使然,亦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是所有分析者观察中国政治走向乃至十九大必不可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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