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狂飙与社会转型在最近的40年间强烈地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毛泽东时代苏联式的严格社会控制下单一的毛主义信徒,到今天多元利益格局与社会思潮下的不同群体、阶层,期间的跨度之大,非三言两语可以蔽之。

过去五年观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走向大一统而非走向多元(图源:Reuters)
内有中共党员精神懈怠和理论僵化,外有普世价值扩张甚至包括民主化运动、颜色革命,导致中国正统价值体系不断遭遇挑战,与多元民间社会冲突的张力不断显现,甚至在某些时期会异常尖锐起来,比如在胡温时期的“左右之争”。
其实,邓小平时代启动解放思想并呼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争论”的睿智务实态度造就了经济腾飞。但在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背景下,中国是什么,该走什么路、怎么走路,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些对中共的尖锐质问从未消失,不可回避。
5年前的习近平,正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充满撕裂感与正统价值体系衰微、被质疑的中国。
纵观过去5年,中共的确在壮大官方意识形态、主动反击各种思潮的冲击中做出了很多尝试与努力,然而这仍然不足以令中共站稳立场,尤其是在面对普世价值的强势介入时可能表现得更为趋向保守,人们当初所期待的多元价值社会局面更难以出现。这些迅速地给予人们一个明确的印象:过去5年,中国社会上下不是走向价值观多元而是走向“大一统”。
中共的逻辑——托克维尔的警告
“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正如晚清的君主立宪尝试等加速革命的到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王岐山所推崇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改革失控的时候。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5年前习近平便在自己操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做出明确的表态。如今,已经没有人在怀疑习近平继续传承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对未来中国道路的清晰认知。
5年间,他要求中共近九千万党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重新恢复整风传统等,并承诺兑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政治誓言。而他的政治盟友王岐山在面对全党长久以来的腐败作风和组织混乱呼吁全党回到原教旨上。有人怀疑这是重新回到毛时期,但当习近平又进而扛起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时,又感困惑和莫名。
其实,如果有所分辨即可断言,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一直在基于中国当前转型矛盾和历史痼疾改革,试图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丰富内涵,而这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甚至反而要汲取其中有意义的养分。当然,这种努力并非完美,它需要中共更准确地把握现实,把握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更深入地理解和分辨坚持与扬弃。
我们理解,当习近平在重申社会主义时,外界对其多元价值包容的疑虑。坦诚说,多元价值的出现既是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代的必然结果。中国拥有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而晚近也不缺乏较之斯大林毫不逊色的个人威权统治,它深刻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在以往历史时期,“万里江山万里红”的传统记忆犹在。在启动改革2.0的同时,中共强力塑造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反击普世价值观念甚至极左言论,言论管制似乎复苏了这样的忧虑。
不过,中国当前的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中国经济增长体量的庞大和增速的放缓同时存在,而诸如医疗体系、城乡二元、贫富分化等等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与改革开放红利的衰减,开始显现其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分配不公触发的社会戾气膨胀也带来新的国家治理考验。中共宣布启动改革开放2.0,这是一次触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很多声音都警告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在此背景下,或支持、或阻挠,抱持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体,其价值观念将势必更为复杂多元。
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崩溃最危险之初正在于改革失控时。因此,习近平和中共的警觉和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确需要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挑战做出反应,尤其是在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冲击之下,中共有理由相信1980年代的思想混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当然,我们并不同意不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价值的毫无节制的言论干涉,强硬的官方正统灌输,而这不仅需要时间改革,而且需要中共有主动迈出的魄力与胆识。
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平心而论,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局面必然形成对正统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冲击。但我们在5年前提出习近平要面对“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的挑战并不是要消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而是说要让透过提升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品质”和“改善其市场推广模式”,提升其“市场认知”,从而让人们自发的而不是被迫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接受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并且参与到这套价值观建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
我们始终认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是始终自足的,它必须不断克服自我自我繁殖的“乱伦缺陷”,不断汲取异质思想的精华自我更新完善,提升其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乃至论证执政合法性的思想根基和武器,取信于人。相反,它不应该是一种政治压制,在执政者保育箱内接受呵护,否则只会不断蜕化,最后丧失生命力、解释力和说服力。
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即便是被备受诟病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和预备立宪,期间经过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反复较量,儒释道的互相吸收贯通,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发展,甚至步入近代历史,儒学亦历经三代新儒家的改革,不断吐故纳新。
而在基督教世界,如果没有在向古罗马统治者做出变通,如果16至17世纪宗教改革局面未能出现,如果天主教在20世纪依然无法与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实现和解,它也将势必丧失今天的地位。
其次,市场推广模式的滞后。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理论匮乏和僵化专制的灌输方式至今只能说有些许改观,这直接促成了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大陆对中共、对社会主义的一元化认知度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中共的偏见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截至目前,尽管习近平在十八大报告便已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过去五年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更是对社会主义有了突破性的阐释。然而,它仍然尚未改善僵化、专制中共形象的一元化市场认知,它未能以充分和被人接受的方式让整个社会认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需要纠正,简单以政治压力粗暴对待多元化思潮包括左派和右派的声音已经不足以化解危机,现实的变化远比这更为复杂和善变。
最后,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挑战绝不仅仅是习近平的挑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所有中共官员,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文宣官员的挑战。
我们呼吁中共以更加宽容开放的态度允许甚至鼓励多元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大繁荣,同时,谁也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和最终裁决者,日益极端化和促狭的中国社会也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异质观点的存在,扩大社会的包容性,更理性客观冷静地观察和评价,而不是让情绪化的宣泄、无休止的骂战垄断社会舆论场,撕裂社会。“求同存异、放弃敌对”,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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