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因应对于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习仲勋的好感,外界对其子习近平的上台寄望颇多。如今,5年已过,当年形象神秘的习近平逐渐向外界展露自己。这位出身红色家庭,对中共成立百年尤其是中共建政以来前后三十年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之170多年丧权辱国屈辱近代史,数千年“中央帝国”兴替不绝领先世界之光荣史谙熟于胸的中共现任领导人,在一个危机四伏、被西方世界认定为坐在火山口的时代,试图扭转一个将近九千万人的执政党形象,以及13多亿人口大国的政经航向,并的确初步完成了某种程度的重塑。然而,他所面对的挑战远远没有结束,鉴史而知今,这其中决定性因素便在于他正在或者将要如何正视历史的遗产和遗留。

中共建党即将百年,这段历史既包括习近平的执政财富,也包括他难以解答的历史遗留(图源:Getty/VCG/摄)
历史自觉
人常言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中共十八大甫结束便率领同僚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到历次内部讲话,将其施政理想置于中国以及中共历史长河的背景之中,再到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中共建党95年周年以及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三次充满历史感的发言,人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习近平对于其身处的历史处境和所要扮演的角色拥有着清晰的认知。这可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同样需要执政者本人拥有充分的历史自觉和担负。
在其位谋其政。然而,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多矣,套用胡锦涛语,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执政危机在历史周期律中的演进中并不鲜见。作为执政者,有人选择迎难而上,但亦可以选择击鼓传花做个守成之人,坐失改革良机。1840年,在数百年的天朝上国迷醉和自我封闭后,西方的大炮震动紫禁城内道光皇帝的龙椅,却没有唤醒沉睡的帝国执政者。自此以后,少有振作之心的道光、咸丰只是眼观帝国的衰落,接着情势只能是每况愈下,权杖被转移到两三妇孺之手,同治、光绪、宣统,除了那戊戌年一次毫无悬念的挣扎,都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必然时刻的到来而已。
“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1925年,为中国之自由奋斗四十年的孙中山临终仍念兹在兹。但深处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无数如孙中山那样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国家命运的上下求索中,毕竟主动承担其历史的责任,成为一个个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世界的探索者。
而当1949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时,人们其实更应省思的是,近一百年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究竟中共成功执政的秘诀在哪里?尽管它的答案至今仍有争议,但它契合或者因应了一个主题,或者说回应了一个百年来的国人梦想——国家独立。
之后的社会实验饱含曲折与灾难。所以,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当其时,中国大陆满目疮痍,政经沉闷,前路暗惑不明,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亦正是在此根基上果断结束纷乱,否定“两个凡是”,从阶级斗争回到经济建设中心上。包括邓小平等人在内,当然洞察中国和世界局势之变,清楚彼时彼刻中国大陆之问题乃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落后生产力之矛盾。
邓小平虽有争议,但大体来说,即便其政治对手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贫穷和政治斗争导致中国陷入崩溃边缘之时“出山”挽救了这个国家和中共。其在改革开放、中共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自1989年后,江泽民、胡锦涛执政的二十余年备受争执,但也正是在此时间内,中国大陆逐渐清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对外开放的方向,虽然缓慢甚至有所反复但确乎推进新的改革尝试,从而延续了邓小平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在2010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五年前我们说到,“习近平的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他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

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与6名政治局常委出现在“复兴之路”展厅(图源:新华社)
而事实也证明,习近平也是一个颇具历史视野和自觉的政治强人。当2012年秋,习近平出现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厅,并首次以“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阐述其“中国梦”政治抱负时,在彼时只是令外界将信将疑,但实则是主动重拾和继承了邓小平以降历代领导人的中共执政承诺,而加之其第二百建政百年目标,如果放之中国近现代屈辱史,则可视为对“落后便要挨打”时代的彻底划界。
外界可能并不理解这5年间中国突然和盘托出600多项改革细目,也难以理解抛出诸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依法治国、权力监督、精准扶贫等政治口号,接连打破既有的政治常规成立超级小组,更加惊讶中国雄心勃勃地发力“一带一路”建设和远海战略,但是如果他们回溯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数千年间在世界尤其是东亚文化圈的地位,便会理解包括习近平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改变现今中国的落后发展中状态,改写既有的西方主导国际秩序,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共曾经将21世纪的前20年视为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这机遇稍纵即逝,对习近平等人而言,错过即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甚至“犯罪”。
直面历史遗留
当然,习近平所继承的绝非仅仅中国170多年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或者说中华民族复兴、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梦想。改革开放迄今近40年,中国累积的不仅仅是巨额的社会财富,甚至也不仅仅是国家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提升。
习近平5年前继承的中国充满不可测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改革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持续近40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且,这种转型换挡调速同样危险重重,一旦有所不慎可能诱发新的危机。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狂飙突进的同时利益日益多元化,累积的社会矛盾冲突也逐渐显现。在各种民间机构所公布的数据中,近十余年间围绕拆迁、权力滥用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有成千上万起。自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既得利益正在成为操纵甚至阻挠改革进程的破坏力量。而加之国家法治、权力约束机制的滞后和不完备则更促成官商勾结、阶级固化。早在2010年七一,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便警告所面临的四大风险。以十八大结束不久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为开始的反腐风暴,截止今年6月底,共波及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被立案审查……反证中国官场腐败之积弊毒害之深。

包括六四事件,中共依然无法坦然地允许讨论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处历史背景的真相,他正是在5年前继承了这样的中国局面——中国国家转型危机和大国崛起理想矛盾交织的中国。
此外,正如5年前,在《习近平面临的十大挑战》中所说,他要“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避免再犯错误,也体现了一种对以往有所承担、对未来勇于开拓的政治自信”。
不久前,以19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电影《出租车司机》在中国大陆疑似遭遇来自官方的封杀。这部电影似乎轻易地激活了中国社会对28年发生在北京的民主化运动六四事件的记忆,让中国的官方和民间感同身受。但是相较于光州事件,发生在2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共与知识分子阶层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裂痕,但至今依然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政治禁忌,没有得到任何平反或者说政治松动的迹象。
坦白讲,六四事件28年的今天,人们对其认识可能早已跳脱当年的论述范畴,而它的意义和是非判断标准早已并非那样纯粹和单一。但作为中共执政历史上的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中共对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的隐瞒态度可以理解,却不可以被谅解。这份历史遗产似乎成为之后历代领导人背负的精神枷锁,所以唯有以暧昧不明和拒绝言说“回应”。
但这又绝不仅仅是六四事件而已。“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显然明晰当年毛泽东的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当文革刚刚结束的社会彷徨期,才力主以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当时最重要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做出结论,统一思想终结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事实上,它延续了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直面历史的态度,正是中共的一种自我纠错和修复能力,也是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的前提,尽管两份《历史决议》并不完美,甚至妥协色彩浓厚。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于2013年初抛出“两个不能否定”,试图回应社会思潮领域中的争论。我们承认这一清晰的表述表明其为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有所定论的自觉和积极尝试。
但是,今年已经是中共建政68周年,距离1981年的那份历史决议已经36年。正如上文所说,在这36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共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样需要总结。
不论是出于历史自觉,还是历史形势使然,一个邓小平时代已经被公认为行将结束,而习近平被普遍认为启动的改革2.0则是启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应有此历史眼光与智慧鉴往知来:我们期待习近平能在不久的第二人任期内勇敢地面对包括六四事件在内的改革开放,甚至包括更早之前包括反右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历史遗留问题,做出更为清晰和彻底的解释与反思,采取更多有效措施提升执政水平。唯有如此,中共方可在改革2.0时代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中共历史上所遭遇的种种弯路甚至灾难产生积极意义,而不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毕竟,所谓的“四个自信”并非宗教式的信仰,而是需要真理与现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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