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把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反省的历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整理历史资料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如果认为我们也生活在历史中，特别是也生活于教育史中，那么五百年后的教育史家如何整理2017年9月的历史资料呢？作为历史中的人，我们应当如何“用了我们自己的精神来从事创造资料的工作”呢？
无论是原始历史还是反省的历史都难以忽略“双一流”。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正像“985工程”和“211工程”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和人们的生活一样，“双一流”也将会深刻地影响高校和我们。例如，“双一流”首先就会成为一个并不太准确的“信号”，影响明年高考中考生对大学和专业的选择。这是一条再明显不过的原始历史线索。
另外一条线索隐隐约约。2017年9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正式宣布，研究生课程成绩告别了百分制，课程成绩登录方式由百分制变为A、B、C、D等第制了。2018年，北京大学本科生成绩很可能也会告别百分制。
之所以是一条线索，原因是2015年，清华大学就告别了百分制，成绩登录方式由百分制变为A、B、C、D等第制了。这条线索是否会发展为中国高校考试改革的一个方向呢？
等第制考试评价与百分制考试评价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粗略化。高等教育教授高深学问，高深学问更加不确定，特别是到达知识疆域的前沿时，答案很难说完全正确。这时要求学生学习固定于一个确定答案，就与高深学问本质不符了。
百分制需要向等第制转变也与试题类型有关。高校如果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散性思维，考试中必须有发散性试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琳承担“明清史”课程，期末考试就出了一道十分精彩的“穿越”题：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到1644年，你最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籍、居住地、民族、职业、性别、年龄等）？请试着描述那时他（她）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考试如果是趋同性思维试题，答案按照标准答案判断对错，对错之间界限清晰，比如“明清史”中这类题目：“简述张居正变法”或者“简述八旗制度”。但如果试题是以上穿越题，学生答案对错之间界限模糊。教师此时所判断的不是简单的、泾渭分明的对与错，而是学生答案与自己期望之间的模糊距离，并且需要师生对话去澄清和交流。等第制相比百分制更适合发散性思维试题和挑战性试题的评判。
值得注意，这样的考试题目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和课程外掌握更多东西，需要更加深入历史深处。除去对历史总体脉络的了解之外，学生需要特别关注细节，并建构于鲜活的细节之上，去发展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建构自己开阔的大历史观，并能从原始历史的视角升华为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
百分制下的趋同性思维试题有标准答案，学生答错就会获得鲜红的“×”并扣分，这是对错误的处罚。从小学到高中持续被处罚，学生可能形成对错误的“恐惧心态”。然而真正的创新者潜意识里是不怕错误和失败的。如果经年累月通过一次次鲜红的“×”处罚错误，会在学生内心深处引发对错误和失败的恐惧，这种心理倾向很难使得他们成为身处迷茫却不怕失败的创新者。这一点正是高考状元很少成为创新者的个性原因。恐惧错误和失败的心理倾向一旦成为个性（personality），就会成为对创新的阻碍。“一个人可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也就是说能够从新颖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如果他/她不愿意承受风险，不愿意否定传统，或者不愿意为了一个被大众嘲笑的想法拼搏，那么所谓的创新能力只是处于休眠状态，不会有创新的思想、产品和技术得以出现。”从这个角度看，等第制评价事关“钱学森之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在“双一流”政策出台后指出，“参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一定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一流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涌现出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告别百分制，对于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应当是一流教育重要的内涵。
告别百分制的时机，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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