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的话题虽已是老生常谈,但对当今的中共来说并不过时。在十九大之后的五年内,中共将迎来执政70周年、建党100周年。无论从中共自身的历史和如今面临的困难,还是借鉴苏共兴亡历史来看,中共始终面对如何从一个颠覆旧制度的革命者向新世界的管理者转换的议题。也基于此,五年前多维将其列入中共需要面临的十大挑战之一。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能否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不过到底什么是革命党,何以才能称得上执政党?两者间到底是否有清晰的界线?如果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彻底转变?5年前,我们认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透过社会动员用激进的暴力手段推翻旧的政治结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在政党及现有政治结构以及维持这种政治结构的势力之间是革命与被革命的对立状态,而后者则是现有政权及社会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它存在的价值正当性已经从暴力革命转化为国家建设,不光是经济建设,还包括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设,或者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幸福的生活,并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
“革命”气犹在
可以说,从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从身份标签上来讲,就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转变成维护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执政党,毕竟此前的革命目标——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在大陆执政。只是此后无论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土地改革,或者是之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共始终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心态去处理国内的事情。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以革命的方式去改革,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权。
正因为没有改变这种执政方式,中共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历史,非但没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共的政权,反而直至今日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强力挑战。一方面,诸如反右、文革、六四等成为中共始终无法正面的黑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做事的思维方式对中共危害更大。
诚如公检法系统的简单粗暴,直接导致了舆论反响热烈的雷洋案;原本利国利民的环保治理,经过地方官员的“一刀切”最终演变为民怨沸腾的面子工程;为完成最高层全面脱贫的硬指标,一些地方的扶贫沦为走过场和数字游戏;对于异见知识分子的严密看管,偏自由派的杂志和网站一律关停和封闭,让中共于知识分子间隔膜加深……种种事情严重损害者中共及中国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以至于一些人不再相信政府所言,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失。
邓小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共的“革命”气改变了很多。只是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基于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那套思维模式、动员方式和权力结构,已经内化为执政党的文化传统,改起来有很大难度,残留着的“革命党”基因不断蚕食着现如今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中共现如今必须应对的挑战和解决的问题。
中共的这种转变不仅是历史经验的结果,同样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性质定义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便是用来解决这对矛盾的,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然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样子。习近平在今年的726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从某种角度去理解,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提升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之间的矛盾”。显然,再用过去革命党的思维去统治是无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目标的。
另外,中国今年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这值得警惕但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它终究要进入一种习近平说的“新常态”。全球有很多国家和执政党,都是在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速状态后因为矛盾爆发而遭到挑战最后失去执政地位并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进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共将执政合法性仍然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上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中产收入陷阱”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问题。
作为抓手的现代化
我们注意到,中共已经认识到其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治理改革,增加自身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政治需求,才能维护和巩固中共自身的执政地位。中共的执政思维从“革命”向“执政”的更为深度的变化也在近五年中进行着。
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三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要知道,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是“治理”。而对于中共这么一个“稳定压倒一切”,习惯于“管制”思维的政党,从“管”到“治”的转变,本身就已经是一大进步。而将国家治理作为是执政党的主题,这本身和革命党的主题也有着本质的差别。
我们认为,中共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恰恰是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抓手和指标。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中共逐步减弱“革命党”带来的权力集中等不够现代的权力结构,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英政治理论体系,以中共组织的结构改革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的肌理。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聚焦于具体治理层面,改变中共运动式治理方式和思维模式,以提高中共的基层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从“管”到“治”的转变。
这种转变还可以体现在中共变化的战略布局和执政理念之中。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发展”,同样是从执政的角度去给中共以标准和方向,直接影响着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水平。而早在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事实上分别在试图塑造中共亲民富民、改革创新、法治公正和清正廉洁的执政形象,是在以执政而非革命的维度进行国家治理建设。后两点关系尤其密切,依法治国首先落实在依法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严厉反腐,建章立制深化党建。习近平也多次提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五年内,中共用制度的方式巩固治理的成果,例如从制度上实现纪委的垂直领导,建立常规的巡视制度,设立监察委员会等。这些都是在围绕“执政”进行。
这说明在经过毛邓之后,新一代中共领导核心的思维正在继续从革命向执政深度坯变,我们也期待,随着中共进入第二个百年,随着这个政党日渐走向成熟,这一转变能更深入、更全面。所幸,中共已然找到了转型路径,但转型的“长征”也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共今后的五年,仍需直面变“革命党”为“执政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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