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博客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又引起不少作者的关注，我读到多篇争论文章和跟帖。亲历者和后来者没有忘记这个超大规模的惨剧，让我感到欣慰！
这么大范围、涉及这么多受难者的悲剧，人们能够找到的证物、证词和数据却少得可怜——官方高度严控、垄断档案资料，是最主要的原因，人们只能从某些高层官员或与官方有较深关系的人漏出的只言片语中，从官方史书中对某个单项、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统计数字推断，其实官方重重密封的保险柜中是有一本总账的。但这个总账，是绝密中的极密，绝对不能让民众（理论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知晓，他们极端害怕“主人”来查“管家”的账。
我对关于饿死者总数的争论，兴趣不大。多到三千万、四千万甚至七千万八千万，还是少到几百万、一百万甚至十几、二十万，大家都没有确凿的论据来支持。杨继绳等人都早已有言在先：他们是根据能够得到的资料来推算的，肯定有误差。如果官方不开放档案，这个问题无解。
官方开放了档案，也未必就一定有解，中国从基层到上层的统计是怎么回事，大家应该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从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之下，民众和基层官员怎样一级骗一级就可以触类旁通：有的“计划生育模范村”里，有的一家超生五六个！这些数字，显然在上级交下来要求填写上报的统计表中都是不存在的。官方开放档案了，是否学者和民众就能得到基本符合现代社会管理要求、符合历史真实的数据，未必。这是另一回事，这里先不讨论。
在官方拒不开放档案的情况下，真正关注大饥荒的人，与其纠缠饿死者总数，不如就像依娃等人所做的那样：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寻找逃荒妇女娃娃，寻找人吃人见证——这三句话，也就是依娃三本书的书名。依娃用了几年时间，每年回国就去调查大饥荒真实情况，写出这几本口述历史文集。现在依娃开播了自己的视频节目：《依娃-寻找大饥荒》，用拍下的视频、照片、录下的问答对话等材料，介绍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这样从微观入手、从具体实例入手、从细节入手，能够使我们自己、也能帮助大家真正了解毛泽东时代。
最近我读到一位名叫李素立的年轻人（他是在大饥荒过后、文革期间的1970年出生）对河南商城“死绝村”的调查寻访，令我肃然起敬！将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全文刊载于下。注释较多，但是这些注释不仅表明了这位调查者的严谨，而且其中有大量辅助说明史实的信息，我觉得十分必要。
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李素立，凯迪网络·猫眼看人
[题注]1922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旅苏归来后出版《饿乡纪程》。本文所谓“死绝村”，只是沿用官方文件的说法，实际是指因人口死亡或外流，而导致“毁灭”的村子。
李素立，1970年生，现为河南教育学院教师，河南当代史的民间研究者。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1]；“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2]。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3]。
这些村子“死绝”的原因是什么？分布在哪里？范围有多广？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带着这些问题，今年（2015年）7月29日，笔者来到商城县北部的上石桥镇，在一家自行车修理摊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此为代步工具，由此开始了20余天的探寻商城“死绝村”之旅。
一、“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这是一年内我第三次来商城采访。根据前两次众多受访者的介绍，我把探寻重点放在饥荒相对严重的上石桥、鄢岗、双椿铺和观庙四个镇[4]。
在55年后的今天，亲历者绝大多数已离世，健在者也已风烛残年，相当一部分耳背、记忆衰退，甚至神智不清，一个村子能找到三五个可以交流的亲历者已相当不易。除了要打消受访者因骗子猖獗而产生的戒备心理，还要帮助他们克服长期以来因政治高压形成的恐惧心理。很多人还问：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尽管耐心说服，在笔者找到的见证者中，仍有三到四成的人以“记不清了”、“糊涂了”婉拒。7月31日下午在上石桥镇街头，三个干部模样的老汉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说共产党的坏话”。8月4日下午，当年任西李集支书的叶孝友多次对我说，历史不能搞，败坏党的名誉，不能把饿死人的历史往下传[5]。
从7月30日，至8月21日离开商城，共23天[6]，走访自然村约69个，受访者仅有姓名或叙述可查的就有174人，其中当时担任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干部的29人（加上前两次的，以上三个数字分别为近80、不下200以及31人）。
二、我一度对能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
在上石桥的两天半时间里，先后去过金刚、杨寨以及河凤桥的新桥等七、八个行政村，得到了一些令人惊骇的饥荒事实，如：
杨寨王门楼80多人，最后剩下20多人[7]。
新桥霍围子，本有六七十人，剩下不到20人[8]。
令我意外的是，当问到“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了时，所有的受访者众口一词：没有。因有人说，鄢岗以前是商城的北大荒，灾情最严重，我便寄希望于能在鄢岗找到一些“死绝村”。
前两次来商城时，我就听到一些当事人谈到鄢岗一带的惨状。“商城县最大的右派”陈庆喜，文革中曾定居鄢岗高台下郭楼。他在笔记中逐户记下了下郭楼“过粮食关”的情况：该村1958年时65人，“过粮食关”非正常死亡46人，加上改嫁、投亲靠友的6人，1960年仅余13人[9]。
在鄢岗，随着采访的深入，一幅幅悲惨的景象随着受访者的叙述复现出来。
徐寨黄楼，原有七八十人，最后剩下十来个人。绝户的4家中，闰天民家一个宅子，5口人死绝。
王胜铎家原来住在工（音）寨，当时这个生产队有210人，最后只剩下18人。王说：“我家原来有7口人，我父母，3个弟弟，1个妹妹。我是老大，当时16了。我父亲饿死了以后，……我妈说，顾大的，不顾小的，生活无法维持，都顾，都是死。……最后我们家就落了我一个” [10]。
西李集朱小店原有100多人，剩下十来个人[11]]。
西李集陈破宅，“过粮食关”前168人，过后就剩57人了。仅受访者提到的死绝户就有9户。村民刘光寿说：“有一天一早上，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埋了六七个人”[12]。
祈楼敖楼原有136人，剩下49人[13]。
刘双楼合昌房原有一百四五十人，剩下60人。绝户12家[14]。
以上所列，均为多位亲历者现场讨论提供的信息，且大多经笔者逐户计算核实，内容翔实，可靠程度高。以下是单个当事人的叙述：
祈楼后双塘剩下几个人[15]。
鲇鱼山炭木桥周后湾，200多人，剩下一二十人[16]。
西李集任楼，70多人，剩下10人[17]。
西李集李老营，六七十人，剩下20人[18]。
徐寨上岗，一百四五十人，活下来的有10多人[19]]。
鄢岗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几家就剩下1个瞎子[20]。
刘双楼柳林岗，130多人，剩下30多人[21]。
徐寨下楼原有47人，剩下叙述者朱逢雨一家5人，后来又搬来两户6人，村里才11人。他们生产队本来有四个宅子，后来并成了一个宅子[22]。
以上所列，说明鄢岗为商城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大体名实相符。
我本来对在鄢岗，尤其是西李集一带找到“死绝村”抱有很大希望的，然而来商城十天过去了，却没有找到一个经得起质疑的“死绝村”——如在上石桥，这里的被访者也都说，没有听说一个村都死光、跑净的。这真是令人困惑：如果在鄢岗这样的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死绝村”，又能指望到哪里去找呢？
8月3日以后三四天里，我一度对能否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进而对此行的价值感到悲观。
4日中午和6日晚上，先后打电话给此前来商城认识的朋友、当地史志工作者柯大全和杨琼。两人都告诉我，商城“死绝”的453个村庄应该是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或生产队。商城的自然村不像北方平原那么大，三五户，甚至一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商城叫“宅子”、“塆子”等。一个生产队往往包括几个宅子或塆子。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多个当事人，以及《商城县志》有关记载证实[23]。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来自黄淮平原的周口，由于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把生产队等同于村子，所以常提的问题是：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而如果把“死绝村”理解为自然村，即本地人所谓的“宅子”，那么，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提到几个“死绝村”了：如前文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就可以认定为一个“死绝村”；朱逢雨提到的下楼四个宅子，只剩下他们一户，那么他们宅子之外的另3个宅子就是“死绝村”。进一步推想，假设一个生产队有几处宅子，因为人们往往是成户地居住在某个宅子，那么剩下30人以下的生产队，如祈楼后双塘、炭木桥周后湾等，就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可惜我不知商城这一特殊“县情”，没有进一步追问和实地调查，挖掘出这些“死绝村”的位置和更具体的情况。
基于此，关于“死绝村”，我以后的提问变为：你们生产队有几个宅子？是否有宅子人死完或跑光，因而没有人了？这才在观念上与当地人接上头。于是，一个又一个“死绝村”纷纷从历史的烟尘深处浮现……
我找到的第一个确切可靠的“死绝村”，是位于鄢岗镇曹寨破楼村后的一片荒地。曾当过中学校长的朱时民说，这里有他们村1959年荒废的三处宅子。第一个大宅子住有蔡大后、蔡大楼等弟兄四家以及祁大海等几家，大约有五六十人，除了蔡大后和祁大海两家搬走外，其他户大都饿死了。其中蔡大楼夫妇一共生了25个孩子，24个饿死了。黄传、黄钊兄弟住着第二个宅子，人死光了。第三个是朱邦忠家的宅子，他们家3口死完了。朱带着我走了一里多路，专程去看了这三个已灭绝的庄子，并拍了照。
朱还说，他们附近的曹小洼也有三处宅子没有人了，每户五六个人不等[24]。
三、“死绝村”纷纷浮现
8月9日上午，我来到双椿铺镇。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街头采访双椿铺庙堂80岁的村民陈道本。陈说，他们生产队原有170人，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有六七户绝户。陈本人一大家子30多人，只剩下六七个人。
陈还说：他们队死亡情况只能算第二，最严重的是栗树林。
在陈的指点下，当天下午，我在栗树林找到了78岁的王春发。王说，栗树林过粮食关以前的老门老户已经没有了，现在在这儿的，都是以后搬过来的。村子原来140多人，剩下8个人：
队长严传江和他妻子。严老家是潢川江家集的，61年又搬走了。
黄得富两口子，黄是队长严传江的妻弟。
陈云秀是炊事员。
会计陈英和她爹、妈。
很明显，这8人都是村里的“特权阶层”。王说，正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多吃多占，栗树林在上级拨了粮食，其他生产队开了伙之后，又第二次砍了大锅。栗树林那时有四五个宅子，基本上都空了。
1959年，现在双椿铺村所有的生产队，都属于镇西边的张畈大队。
张畈潘井130多人，剩下29人，村里绝户的有十三四户。叙述者潘传金一家8口，饿死5口。但潘说，潘井三个宅子里都还有人[25]。
张畈下畈120－130人，最后剩下23人，圆满的只有四户。其中后寨老张家的宅子，有3户，20多人，一口都没有了。他们的成份高一点[26]。
当时在张畈农业中学上学的白学人说，张畈三个大宅子没有一个人了[27]。
1959年秋，商城粮食总产1.45亿斤，县委却浮夸为3.5亿斤，实际征购7300万斤。11月中下旬，各公社食堂就纷纷开始砍大锅，农民濒于绝境，以王汉卿为首的商城县委不仅不思救灾，反而在省、地委指示下，大搞“反瞒产”。26日，县委第一副书记张念仲集中了包括副县长何善普、公安局长王志刚等在内的104名干部[28]，组成工作队，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据统计，这两个大队原有1060户、4695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出村，先后死绝107户，死亡1071人，占总人数的23.7%，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69人，致伤致残39人[29]。而在另一份统计中，张畈和龙堂1959年9月分别有2419和2276人，到第二年4月，则有1425和1367人，分别减少994和909人，减少比例达41.1%和40%，其中被打死饿死837和849人[30]。
张念仲等反瞒产的，也是我在双椿铺考察的另一个重点——龙堂，也不出意外地找到了“死绝村”。
77岁的刘世巨给我提供了两个“死绝村”的信息，并不顾年迈，带我去实地察看。
一处是龙堂中队的枣林岗，当时住有4户人家，15口人，9人死亡，余下的改嫁或搬走，现在成了一个荒山破岭[31]。
另一处，是刘的原住地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刘家搬走后，这个村子还有6户31人，死去20人，其他11人搬走了，整个庄子荒废了[32]。
在龙堂还找到两个“死绝村”：樊楼当时共有四个宅子，毁灭了两个：
一个住着高登云家等3户18口人，死13人，剩下的都走了，宅子废了。
另一个鲍家岗，住着张建新家等3户，16口人，死12人，宅子也空了。现在这个宅子又住人了[33]。
笔者找到的其他“死绝村”的情况：
鄢岗蔡楼油坊两处宅子毁灭：一处是熊国江家的，一处是刘群龙家的，各有两三户，十多个人[34]。
双椿铺万楼王春海家的宅子，共有两户8人，活下来1个媳妇1个女儿，都嫁走了[35]。
万楼谢老营子[36]，当时有137人，砍大锅后剩下37人。四个宅子中，更楼子灭绝了。更楼子1949年前住的都是地主，建的有炮楼和土坯墙，共住有4户。过罢粮食关后，剩下1个女人和4个小孩，走的走，嫁的嫁，宅子空了[37]。
双椿铺三教洞后湾，原有280多人，剩下70多人。本有6个宅子，3个没有人了：
第一个，吴毓春、吴毓财弟兄的宅子，12口人，都饿死了。
第二个，吴毓荣、吴毓富弟兄的宅子，9口人，没有人了。吴毓荣是生产队长，他和副队长、民兵排长三个人饿的杀牛犊，他被大队干部打死了，副队长和民兵排长被拉去劳改，最后也死了。
第三个宅子，黄力勋家，3个人，死完了[38]。
鄢岗砂岗枣林岗，本有66人，剩下22人。15户中6户灭绝。村中胡新焕家的宅子没人了。这个宅子有三户人家，14口人，剩下4个人，最后人去宅空。现在住的是1971年修鲇鱼山水库时安置的移民[39]。
鄢岗蔡楼蔡家楼，原有六七户二三十口，剩下两户5人，最后人去村空。蔡家楼另一个宅子徐桥（音），最后还有葛长生等3个人[40]]。
观庙柳大塆徐老塆，本来有六七户40多人，只剩下叙述者柳士民家3口和老朱家3口。柳士民说，邻近的楼房塆死人比徐老塆还要严重[41]。
观庙梅楼楼板冲，1958年小塆并大塆后有7户39人，其中4户绝户，死35走1人，剩下叙述者柳学魁等3人[42]。
观庙王寨村旧王寨，有炮楼、寨墙和水围子。1958年前有7户，成分均为地主，约50余人。1959年除逃走3人外，余者皆饿死。此后再没有住人，成为一片荒地[43]。
余集公社大柳树黄老塆，这个塆子地主多，都是瓦屋。人死很多，活着的人跑了，最后成了余集公社的打米场。现在淹在鲇鱼山水库下了[44]。
总的来说，在20余天的采访中，可以确定为“死绝村”的有如下村子：鄢岗镇：曹寨破楼蔡大后家的宅子、黄传兄弟家的宅子、朱邦忠家的宅子，蔡楼油坊熊国江家的和刘群龙家的宅子，砂岗枣林岗胡新焕家的宅子。双椿铺镇：张畈栗树林的四五处宅子，下畈后寨老张家的宅子，龙堂的枣林岗，樊楼高登云等家的宅子、鲍家岗，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万楼谢老营子的更楼子。观庙镇：柳大塆徐老塆，梅楼楼板冲，王寨大队旧王寨。这19（或20）处“死绝村”笔者都曾亲自实地踏勘，并拍有照片，证据确凿，资料也比较翔实，且大多有旁证。
另有16处“死绝村”主要根据当事人叙述，未能实地查证，详情可参阅本处注释[45]。
研究上述一些证据确凿、资料翔实的“死绝村”，我们可以推断，死亡率在70%以上，或者剩余人口在30以下的生产队有比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而且根据常识，这样的村子青壮年劳力普遍匮乏，基本丧失了生产和繁衍人口等功能，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产队称为“疑似死绝村”或“准死绝村”。那么，上文详细列举到的那些村庄，基本上都可以归于此类。此类村子共有26处[46]。
四、人相食：死人肉；活人肉
在采访过程中，给我造成神经冲击的，不仅是上文那些怵目惊心的数字，还有受访者们说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曾做过县委通讯员的陈德鸿，有一次用自行车带着县委副书记张昆山去西李集，调查那儿的死人问题。他们看到，在路边都有死人，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他们从死人身上过去。经过一个乱岗子时，还看到埋的人被扒出来，肉被割去了。还逮着一个吃人肉的，要批斗。但人们饿得东倒西歪，批斗也不了了之[47]。
“双椿铺某大队丢了一头牛，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吃了。队长带人去找，找到一家人那里，一个老奶奶正在煮肉。队长问你哪来的肉？老奶奶说，我吃的不是牛肉，我孙女死了，煮着吃。又找一家子，一个男的，年轻人，也在煮肉。队长又问，你的肉哪来的？那人说，我把我女人的屁股割了，煮着吃……大队就报了案，说是破坏尸体，后来法院公审这两个人，判刑。还把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叫去，去接受教育”[48]。
鄢岗徐寨黄楼的张明信十三岁的孩子死了，他架着干柴，烧他小孩的肉吃。最后他们家绝户了[49]。
鄢岗冯寨大队的退伍军人付得民死去，其妻吃了他屁股上的肉。女儿死后，这女人又吃了女儿的肉。被发现后，被批斗[50]。
饥饿还使一些人蜕变为野兽，吃起了活人肉。上石桥街头上的郭兴国，出门的时候，失踪了，据说被人吃了[51]。曾被打过右派，下放到上石桥公社的鲍正英说，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吃的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吃了[52]。这个算命瞎子不知和郭兴国是否同一个人。
雷前修家住新楼，在余集工作。他听说全家死了，就回来看。天黑走路的时候，被人杀死，肉被割去。朱邦×当时10来岁，家里人都饿死了，他也快死了。他听说，也去割了肉吃，最后保了命。此人现在还健在[53]。
双椿铺喻家子（老喻家？）的胡名新，木匠，他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几个表嫂和一个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找他们家做活，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了，说他们杀牛。去搜，看见了手巴掌，才知道是人[54]。
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有一个表弟，姓黄，当时十三四岁。因为在家没有吃的，他去在外的哥哥那里。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去找。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他的尸体。他被人杀了，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55]。
鄢岗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女镇民说，他父亲曾在公社当会计，有一次下班，天快黑了，他经过甄油坊，看见一个人关着门杀自己的孩子吃。他去报告，把这人抓起来了……[56]
商城二中的胡达文等人曾到家在三里坪葛窑村的同学冯宜甫家中，冯的父亲刚饿死，冯的母亲告诉他们，屋后山上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放在缸里慢慢吃。并说，他们那里，天黑了没人敢走路；两人行路，没人敢走在前面，因为后面的人随时都可能把前面的人杀了充饥[57]！
五、“死绝村”背后的人祸
对于大饥荒，刘少奇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结论对于“死绝村”也适用。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导致大饥荒发生的，是普遍性的公共食堂、浮夸风、高征购、反瞒产、封锁消息，以及对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和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普遍人权的野蛮践踏。这些都是“人祸”。
其次，就笔者本次调查的四个乡镇而言，“死绝村”、“准死绝村”在鄢岗和双椿铺较多，而以双椿铺最多。在双椿铺，又以龙堂，尤其是张畈为最。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张畈、龙堂是商城县委的反瞒产重点。张念仲和何善普分别负责张畈和龙堂的反瞒产[58]。张畈大队2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驻４个县直干部[59]。龙堂樊楼也驻有3个[60]。“108将”实际上是以“督战队”的身份，在各队搞反瞒产。据后来官方材料披露，104名干部中，有93名捆、绑、吊、打过干部和群众，有41人致人死命，共打伤3人，打死和逼死7人[61]。干部“特殊化风”虽在这时很普遍，商城也有“三天一大两，饿不死司务长；三天一大钱，饿不死炊事员”的说法，但在“督战队”的严密监视下，一些不善于转圜的村干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深受其害。张畈副支书余传道、潘井副队长潘传发[62]、龙堂生产队长芦百成[63]、分别被“炒盐豆子”打伤致死；张畈下畈的陈忠堂[64]、陈寨大队小队长谢安礼饿死。更多的村干部被“炒盐豆子”、“打硪”[65]。村干部们在此强大的压力下更加卖力地反瞒产，他们白天开会，批斗人，研究“敌情”，即谁家藏的有粮食，夜晚就如狼似虎地去搜，直到把社员家里藏的一点粮食搜光刮净。因而，在整个商城县中，张畈、龙堂的反瞒产进行的最彻底最残酷，“死绝村”也最多。
鄢岗虽然没有县里“督战队”的监视，但却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官吏“避籍”的经验，1958年“刮五风”时即开始实行“干部对调”。如徐寨的朱邦涛调到冯寨，土埂的彭卓仁、周寨的刘光富调到徐寨，土埂的叶孝友调到西李集，分别当支书；土埂的正副支书熊德金、周广林则分别来自徐寨和周寨[66]。正是由于离开了本村，没有了乡情的羁绊，加上来自上面的苛酷高压，鄢岗乡村干部实行“高征购”、“反瞒产”才会雷厉风行。故鄢岗的灾情要比没有这种土政策的上石桥、观庙两地更严重，“死绝村”也更多。
鄢岗曹寨破楼的队干部和几个成份好的杀了一头猪，诬称地主朱邦镇（22岁）干的，将其送到教养院劳教7天[67]；龙堂胡窝的干部们偷吃了麦种，却栽赃到地主杨允植身上，将其吊在梁上拷打“审问”[68]。张念仲等在双椿铺“私设”的劳教场中，被劳教人员83人中只有25人是“基本群众”，五类分子仅仅因为其身份，和“杀牛犯”、“小偷小摸”等一样被劳教。这83人后来有54人死亡。1959年12月6日，上级已拨粮食了，张念仲却规定“四不准吃”，针对的仍是五类分子、“杀牛犯”等人群[69]。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当时“阶级路线”多么深入各级党官的内心。这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张畈下畈老张家的宅子、万楼谢老营子的更楼子、观庙旧王寨、大柳树黄老塆这些地富居住的宅子在所在村“脱颖而出”，而成为“灭绝村”。
在采访中，笔者多次听到干部们草菅人命的事。如鄢岗肖寨肖油坊的肖百仁二叔7口人，被队干部打死3口：堂哥（16岁）因为拔萝卜缨子吃，堂妹（12岁）因为偷生产队种的菜吃，先后被毒打致死；二叔不知何故被扒光衣服吊在梁上打，最后尸体也没见。还有一个姓王的，因为偷麦吃，被队长逼着自己把手剁掉[70]。观庙南洼大榨屋文小塆一位妇女，被队干部余××、张××，一个倒煤油，一个划火柴点火，活活烧死[71]。观庙梅楼楼板冲12岁的少年柳学魁，一次拾到80钢洋，被人举报，其做中队长的父亲一天夜里在自己家里被干部和积极分子“炒盐豆子”活活“炒”死[72]。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搞银元”，和高征购、反瞒产一样，为干部们摧残群众提供了“契机”。“58年夏，乡下人家的铁器、铜器都被拿走了。最后逼啊，谁家有银洋，逼着交银洋，夜晚吊起来打”[73]。鄢岗西李集的木匠汪春先，因为不给银元，被“打硪”摔残胳膊。那天摔的人比较多，摔一个就“码”（堆）起来，“码”了一个小垛[74]。双椿铺一位周老汉说，因为要银元，其父被支书汪清指挥一帮人又推又摔，还被罚跪瓷瓦片，临死的时候全身是血；另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说，她父亲也因为“搞银元”被抬起来摔死（即“打硪”）[75]。
1961年，一份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阶级敌人”（实际是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的，如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串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而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76]。根据另一份资料，信阳全地区被打致死群众达6.7万余人，被打致残3.4万余人[77]。
六、暗夜中的几点人性萤光
在鄢岗西李集，颜伟珍老人说，祈楼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带领群众偷偷把粮食藏到地里。他们生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病死了[78]。
我问：“是哪个生产队？”
老人答：“不知道是哪个生产队。”
乍一听，我有些激动：在听了那么多干部多吃多占或鱼肉百姓的故事后，竟然听到有这样“另类”的干部！我决定抽出时间，专门去祈楼核实这件事。
8月6日，来到祈楼，从受访者们口中知道，这个生产队叫汪洼，领头的是大队民兵营长杨世湘，还有队长胡长根、副队长汪文先等。杨世湘家过粮食关时住在汪洼。一次开会后，他回去对胡长根等人说，今年有可能饿死人，我们要藏点粮食，不能饿死人。他们分给每家一小缸米，全生产队27户，弄了27个缸，并排深埋在一块田的坎子里，夜里大家去偷吃。规定谁也不能偷别人的，不能烧干饭吃，只能兑野菜喝稀粥。还在草垛里藏了一些粮食，以致开了大伙后，汪洼还能接济邻近的敖寨一些粮食[79]。
由于当事的老人基本上都已故去，受访者们也说不清楚在那饥殍遍野、酷吏催逼的恶劣环境下，杨世湘们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他们是如何应付上级的“反瞒产”压力，村民们又是如何和衷共济，度过那“砍大锅”的一个月的。
观庙镇油坊杨小塆，1959年时归桃园大队，住有杨有寿等四户。队长杨有寿准备充分，事先带领全村人腌了大白菜，加上吃一些野菜、红薯藤，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80]。
潢川县张集镇樊岗的王指金等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粮食藏在稻草里，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后来有人告密，王指金被迫逃亡[81]。
杨世湘、杨有寿、王指金们超脱了狭隘、落后的组织性，以大勇和大智拯救乡亲，在那些漆黑的日子里发出了仅有的几点人性萤光。他们的名字值得后人永远记住。
七、大饥荒口述史的最后十年
近年来，一些人出于这种那种考虑，极力缩小、甚至否认那场大饥荒，有教授“研究”出“重大谣言”论，最近更有人提出所谓“探索性质的错误”怪论。实际上，大饥荒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在还有不少当事人尚未谢世，还可以找他们去求证。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学问和智慧，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直面历史的良知。只要深入那些发生饥荒的乡村，当年那些残酷的事实就会扑面充耳而来。
这里暂且不提以史为鉴的老话，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尽量记下当年先辈们的那些苦难，尽量搜集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他们是如你、我一样有感情和人格尊严的人，不是虫子，不是供某些“伟大人物”进行某种“伟大实验”的小白鼠。与日本靖国神社246.6万余有名有姓的供奉对象（尽管大多是不齿于人类的战犯和军国主义炮灰）相比，我们“历史的羞处”（大饥荒、文革等）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甚至连基本史实也搞不清楚，遑论记下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真正的信史不仅需要宏观的历史脉络和数据，也同样需要大量真实、丰富、具体的细节；文献、数据重要，故事、案例同样重要。口述研究，对于大饥荒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实证化，意义重大。我们每挖掘一个真实的案例，就结结实实地给谎言钉上了一枚棺钉。
研究历史，不外乎两种素材，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活的档案”，即亲历者的叙述。在目前档案受控制的情况下，后者的挖掘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关键的是，前者只要不被蓄意销毁，总有得见天日的一天，而“活的档案”则有“期限”——人的寿命限制。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们正在日益加速凋零——1959年，一个人15岁（一般而言，这是“有价值的口述”者年龄的最下限），现在已经70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凡有志于此研究的同仁们应该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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