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政党内部一以贯之的“铁幕”状态——消息的内部封锁，只能为中共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平添了太多的传言和人事安排方面的猜想，不过，各方认为“现任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十九大保持自己的位置”是没有丝毫悬念的。
李克强与习近平的5年合作关系中，李克强一直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图源：Reuters）
“李克强：被剥夺权力的总理”——这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智库（EIU）在9月晚些时候发表了名为《强大领袖，艰难决定》的报告中的一个观点的表述——这份针对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主流意识判断中共及中国大陆未来政治、经济走向的认知。
不过，这显然是西方人的误读。
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政治的海外分析人士指，事实上，应该说“李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而“被剥夺权力的总理”的观点是西方眼中的“南北院之争”的延伸，是不懂中国执政党和国务院的权力分野的表现。
中共的权力分配机制
EIU在其十九大报告中分析称，“李克强可能会继续担任总理一职。他显然不是一名很具有影响力的总理，同时他也有不同于习近平的派系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然而，撤掉李会引发不稳定性，通常总理会任期十年，否则会破坏执政党试图树立的团结一致的形象。”
政治观察人士指，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基于西方的“南北院之争”的认识，而现实情况是，李克强一直是被定义为习近平政策的“执行者”，两者之间不可能也不会存在“竞争”的关系。
中共内部的权力分工和角色分工已经相当清晰——政府总理一直是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政策执行者”。
1990年代以来，中共最高执政者历经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而相应的政府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以及李克强，无论在政治层面抑或经济层面，均以“执行者”身份进入权力金字塔，形成中共的执政班底。
评论人士认为，面对中共的“一党执政”现实，西方常常落入自话自说的窠臼中，“南北院之争”引申为中共的派系关系，不过在5年一届的中共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党内已经非常“成熟”地完成了党内民主化的选举和权力分配——在这种“成熟”的分配机制下，一旦确立了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其他派系的竞争者将服从并遵从权力分工和角色的分工，最重要的是，机制也约束了在5年一届的权力运转过程中，确保不会出现“争斗”的现象。
EIU的十九大报告，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两院之争”套用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往往是贻笑大方。
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共从建政后一直强调的是“党领导一切”，西方认为的“南北院之争”，实际上是不懂中国党和国务院的权力分野。
现任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岐山在2017年3月曾公开表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岐山亦公开宣称，在中国“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国务院事实上依然是在“党的领导”。
李克强组成的政府内阁的政策框架并未有任何与中共制定的政策形成冲突，亦不可能在权力上形成所谓的“南北院之争”。
十九大后习的“经济团队”
尽管EIU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地将李克强列为十九大后，习的“经济团队”首辅，但却依然在“权斗”思维中解读李克强的“价值”。
EIU称，“习已经加强了对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管控。这些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已经由国务院释出，流向了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习领导，由隶属于他的秘书处运作。习可能更愿意让李克强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人物，而不是撤掉李产生不和谐的影响。”
舆论认为中共十九大会期结束后的未来5年，振兴经济将是习近平“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图源：Reuters）
政治观察人士指，恰恰是习近平一直肯定李克强的能力和政绩，肯定李克强组阁后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5年业绩，才会继续与李克强合作未来5年的执政期。
EIU声称“在过去5年里，李先生（李克强）的政绩明显，但又不及习先生（习近平）的‘雄安新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评论人士认为，这实际上也是西方执拗地认为中国存在“南北两院”的思维支配下的偏执观点。
无法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框架来源于中共制定并认可的方向，而李克强作为政府总理，其提倡的、看似带有个人色彩的政策亦是需要得到中共的认可，而并非海外舆论中的“南北两院之争的冲突”。
EIU在十九大报告提到的诸多观点中，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牢牢掌握了权力，他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经济事务。他上台的第一个任期主要是忙于巩固在执政党内和军队里的权力。但是在未来的五年里，预计这将会让位于对经济更密集的聚焦，尤其是金融风险议题。”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别无选择地将要面对提振经济的考验，作为有极大可能性成为下一届政府总理的李克强，在十九大后的习的“经济团队”中，依然会保持在党内的角色分工和权力分工。习近平、李克强抑或新组成的党内权力金字塔一旦完成公开选举流程后，在机制的作用下，政府总理以及其他官僚的权力，均来自与“党赋予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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