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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重塑中国的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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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推出《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一文,引发外界广泛讨论和议论。彼时我们认为,在一个破旧立新、时代交替的“艰难时刻”,中国需要一个魄力与使命感并存、坚毅与睿智兼具的新政治领袖式人物的出现,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之国,在历史的又一个转折关口走向自己新的梦想。

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十九大后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习近平作为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中共最高领导人,实至名归地成为了毛邓之后的又一位领导核心,他的思想理论也最终确立并被写入党章,而且在执政党理念与生态、国家治理结构、社会形态以及国家形象等方方面面,重塑着这个古老文明的大国。

何为重塑?回望古今谁又能担起重塑之名?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官,居于其中且具体而微感受国家面貌变化的普罗大众最有资格给出评断。从秦皇汉武到毛泽东、邓小平,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到拿破仑,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记,并以重塑国家的内生力量影响着今时今日的社会、国家以及世界。具体到习近平时代的“重塑”,虽然少了秦皇汉武式的“大排场”,也没有拿破仑式的四处征伐,也和毛的革命与邓的改革不同,却多了一份对于重建文明大国自信的责任与义务,多了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朴素认知与切实追求。

这样的责任与义务、认知与追求,是和平年代该有的时代底色,也契合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从这个层面看,习近平时代的重塑,除了文化自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外,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也因为这样,“重塑”更加有底气,也更能表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需要与现实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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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如何去重塑这个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图源:新华社)

执政党理念与政治生态的重塑

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将迎来第一个百年——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国刚从满目疮痍中走出,列强瓜分、军阀混战的阴霾犹在,国弱民贫的现状激励着一批有志之士挽大厦于倾倒。从湖南走出的毛泽东,一边仰天“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边笃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势利导成功领导了中国的独立解放革命。彼时,逼退国民党而成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共,是从枪杆子里赢得政权的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便是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经历过激荡的革命岁月,毛泽东的谢幕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随即进入邓小平时代。这位经历过“三起三落”的不倒翁领导人,在“两个凡是”禁锢了中国几十年之后,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给予昔日的“大救星”、“红太阳”的毛泽东三七开的客观评价,而且借由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实现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基本轨迹和坚实底盘,也是国家发展必须回归的主轴——“以民为本”。

在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中共如何从一个颠覆旧制度的革命者向新世界的管理者转换也随之变得更加紧迫。这一议题延续到了习近平时代,经历过革命年代血雨腥风,以及受父辈遭遇的感染,习近平深知执政党理念与政治生态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阻隔与干扰。因为“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何况,从毛时代开始就不断作为口号的“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更是支撑这个百年大党继续存在的力量源头。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习近平便于关键部位动刀。具体路径为,从传统文化中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以理论和实践作为抓手,进行全方位革新。理论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厘定与反思,将之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而以此为基底构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实践层面的吏治反腐与整风运动,以及对于官员革命情操的培育,特别是军队大破大立式的重塑,如同再造。经过一番“大手术”,虽然尚未全然纯正,毕竟“这是一项持久的工作”,但至少民众层面感受到了变化。而这一变化本身,正是重塑的开始。

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

因应着 “以民为本”的朴素中心,以及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提供的客观环境与土壤,习近平在上台不到一年时间便勾画出了对于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信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是国家治理结构重塑的实现路径和目标取向,同时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具体工作。

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早在2013年便提出,习近平所提的此一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二,执政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后者又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

由此也不难理解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大破大立之举,比如由人大牵头的监察委的成立,为数众多小组的设立,以及前文说述对于执政党理念与政治生态的重塑,为的便是以完成因应于国家发展需要的现代化。过去两个三十年,留下了太多需要清理、整顿的“烂摊子”,毛泽东时代的“砸烂公检法、打倒孔家店”,不仅延宕了中国的法治进程,而且给一代人心头留下了“造反有理”的沉珂;邓小平时代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却因旁落了制度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使得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至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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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打倒孔家店”,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图源:VCG)

如果说习近平的前任尚没有时间去完成清理、整顿,或者说客观环境和土壤尚且不够成熟,那么当历史的钟摆停在习近平时代,不仅中国急切地需要一场刮骨疗毒的“大扫除”,而且这位超邓、赶毛的政治强人,也有着推进改革、完成重塑的强烈愿景和切实能力。于是,共振发生了,重塑也有了可能。

社会形态的重塑

如果说前两项重塑的主体是上层建筑,那么社会形态的重塑,则是针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于现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厘定与反思。因为中共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即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正在前后两个三十年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习近平对于社会形态的重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回顾毛邓时代,一直面临着解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命题。在毛时代,中国尚且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属于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所以如何彻底推倒三座大山、走出封建社会,成了首要完成的任务。对于走资派,在毛时代是需要不由分说打倒的,因为只有贫穷才是社会主义,越贫穷,就越接近社会主义的本真。到了邓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农业社会逐渐地向工业社会转变,邓小平也以辩证法阐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但城乡依然处于二元对立中,不少人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依然存有困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鉴于这样的困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动态变化,习近平需要通过对社会形态的重塑,来完成时代交与的任务: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深刻说明,更具说服力地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解释清楚。因为当下的中国,不仅毛邓时代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们对于二次分配的需求急剧膨胀。此外,信息化时代带来便捷资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识的崛起。这些新时代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毛邓不曾面对甚至不会料想到的,却成了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的时代任务。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而要完成这样的“出彩”、拥有这样的“机会”,习近平时代就不仅需要继续发展生产力,还要在生产关系的品质上继续进行改造,进而提供给大多数人衡量自己身处什么时代与社会的指标。如此一番社会形态的重塑之后,不仅有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知,夯实了下一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着力点,也切实地让13亿中国民众跳出西方思维来看现代化的真正意涵。

国家形象的重塑

除了对内以获得民众满意的重塑外,对外以获得世界认可和尊重的国家形象的重塑,也是习近平时代课题与挑战。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从积贫积弱革命年代一路走来,国家形象也在不断更新中。毛泽东以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实现了“站起来”;到了邓时代,以改革开放和拥抱市场经济,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完成了“富起来”;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迫切地需要“强起来”。因应于这样的时代需要,习近平着力于搭建强国该有的“配套设施”——包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现代军队、道路自信理论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强国心态、走出韬光养晦转而积极有为的新国际观的构建。

这样的快速崛起与“配套设施”的搭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角色与形象的担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开始集中喷涌,暴露出的恰恰是对于中国认识的清晰与模糊。清晰在于,世界各国认识到现代中国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后裔,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且不可忽视的经济大国,在政治和文化上也都将在国际舞台扮演关键角色;而模糊在于,按照强国必霸的原有国际关系逻辑,中国理应在完成崛起后称霸与黩武,可当这只和平的狮子醒来,却以张弛有度、不卑不亢的姿态,告诉世界:在以往西方列强对弱国实施商业扩张的殖民主义之外,还有一种“义利观”之下的新国际观的存在。

习近平主导了、并将会继续主导这一进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需要最少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毕竟中国的崛起切实刺激了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现在的国际体制将无法不对这种挑战产生自然的抗拒。唯有当这种骚动和抗拒重新找到平衡,各方才会用一种平常心看待,另一种新常态才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

而这种新常态中,不可或缺普罗大众的角色扮演。因为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国家形象的重塑,也需要依托于普罗大众的价值与形象重塑。从这个层面来看,不管是农民、工薪阶层还是企业家,都需要在新常态下找到坐标,进而用中国人的方式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彻底重塑。而这,也是习近平之于国、于民、于民族复兴的愿景,也是我们对他的期许。

这不是一个计较个人荣辱的时代,何况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从秦皇汉武到毛邓,再到今天的习近平,在创造历史、重塑中国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咎与誉,但是当时代的车轮行进到了这里,个人咎与誉早已不再重要。我们相信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色与历史视野的习近平,在这样的时代重任面前,有着这样的意识与气魄。所以,才有了过去五年大破大立的重塑,以及对于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深切渴望。或许,只有当我们将其所作所为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才能懂得创造的艰难以及重塑的价值。

所谓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中国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变局,这样的变局,这样的“大势”,毛泽东经历过、邓小平体验过,而习近平也正在面对。这位政治强人能否借着这样的“大势”,再加上超越前任的魄力,奠定属于自己的3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关键在于重塑中国的愿景能否最终完成。这个时代的中国以及世界,正在等待着习近平的这张世纪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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