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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习时代挑战:人大改革必须尽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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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政治改革是外界讨论中共改革的话语核心,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对此也都有热烈讨论。根据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论述,政治改革不是要改掉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新路,改革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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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构建一套权力制约的政治体系,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图源:Reuters)

中共细致地澄清改革的边界,显然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不过对不少倡议政改的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建立制约中共权力的手段,为此不惜放弃一党制。

对此,当时就曾发文指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题应是提升执政效率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它并不等同于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为西方模式以及建立多党制。

事实也证明,经过十八大这五年,一党制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强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并将这一论述反复体现在“四个意识”、“五位一体”、“四个自信”等诸多理论成果当中。中共官方理论刊物《求是》也曾发文表示“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透过法治方式,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并且是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分别被概括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到了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被提高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高度。

具体而言,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习近平与王岐山联手发起让全世界为之侧目的“反腐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官场,“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认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反腐纪录。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在“治本”层面也下了很大的力气。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启动党内自我监督的机制,对纪检体系进行了“垂直化改革”,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强化了对党的官僚体系的权力制约。

而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中共开启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设立全新机构“监察委”。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监察委由各级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其职责是对所有拥有公权力人员的监督“全覆盖”。目前监察委制度已经在北京、山西、浙江等省市试运行,被认为是“开启中共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在司法改革上,中共做出将省以下司法机关从地方行政框架下独立的重要举措,并设立巡回法庭,在努力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对司法的干预。

上述内容都是中共为国家政治体系所做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努力值得外界关注。应该说,中共的政治改革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教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通过多次政治改革,贯彻党内民主,建立党的统一战线和外部监督,中共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表现出相当难得的雅量自信,海纳百川,让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呈现了生气蓬勃的气象,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则以相反的形式将刚刚取得的成果毁于无形,直接诱发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专制语境下的悲剧。

作为在完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走上中共总书记岗位、且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被确立为全党“核心”的习近平,更应该彻底放下历史包袱,率领全党在建立权力制约的政治体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既是适应执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变,更是中国从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官本位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需要。

根据中国宪法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唯一”和“执政”的前缀即在宪制层面明确了所有对他提出更迭诉求的行为都属违法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和西方多党制国家相比,中共更有责任为中国建设一个提供权力制约的政治架构,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内外的监督和约束,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推进,并以此作为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否则,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挑战。如果说中共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展现了足够的效率、诠释了中国速度,那么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和人们急速增长的政治诉求,对习近平政治智慧最大的考验,就是如何在合理范围内主动给自己带上“枷锁”。这关乎于政治改革的诚意,也体现了中共是否具有兑现历史承诺的胸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显然有义务为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性做出贡献。随着“历史终结”的傲慢变成“否决政体”的焦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西方的政治理论并非真理,更不应该是唯一的解释与实践的工具。但是,中共必须给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和理论。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严重的社会撕裂,以及欧洲不断发生危及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公投事件,都给了中共绝佳的窗口机遇,向外界展示什么样的民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如何让一党执政展现民主性。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回答某些政治偏见者的批评,而是积极建立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民主机制,以应对现代社会以及国际复杂局势的各种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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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主被不断质疑的背景下,“中国模式”成了诸多民主形式选择当中,被很多学者所看好的那一个,而中共需要向外界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究竟在哪(图源:新华社)

建立权力制约的政治体系,首先需要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司法是依法治国的抓手,而中国司法系统因为种种原因,长期受专政思维侵染(如周永康等遗毒的影响),所以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加紧进行,要围绕去专制化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要从健全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方面,着力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发挥司法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在权力制约的国家层面,人大和政协的改革也要抓紧进行。政协的改变已经可以看到:在过去两年,中国31个省级政协主席已经全部退出省委常委,实现了政协主席的专职化,让政协回归参政议政的本色。但也应该看到,政协改革至此,仍是远远不够的。

人大的改革更是必须尽快启动。作为中国宪法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一直被视为中共践行马克思社会主义代议制理论的“实践场”。然而在现实中人大能发挥作用几何,恐怕只能概括为一句“你懂的”。五年前,有关人大改革的呼声曾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但除了2015年1月人大常委会向中共政治局汇报工作的画面,让人大的角色定位开始明晰(人大处于整个国家权力的体系中的最高一级,而中共拥有执政党的“超然地位”,人大要确保中共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之外,并无其他改革迹象。人大所面临的监督权能否最终“变现”、财税权何时收回、代表结构如何优化等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更是亟待解决的。

也就是说,如何让人大、政协脱掉橡皮图章、政治花瓶的标签,不再是退休高官和富翁俱乐部,真正成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成为治国理政、集思广益的政治沟通平台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形式,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在建立权力制约的政治体系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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