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4日，也即是中共十九大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闭幕当天傍晚，新华社发布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令外界颇为失望的是，在长达近2,500字的长文中，并没有再现5年前范长龙、许其亮提前进军委，出现军委副主席“五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短暂局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前海外媒体对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中国武装力量最高领导机关的猜想完全落空。因情势变化，5年后的解放军并非5年前的解放军，中央军委的变化可以笃定是必然的。
今年八一前夕，习近平为韩卫国、高津等5人晋升上将军衔，透露军委风向？（图源：新华社）
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中共作为一个在军事斗争环境而非议会斗争中崛起的政党，其军事领导机关的建立始于1925年的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此后几经变动，先后使用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科等。
1931年江西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列为中央政府组成之一，朱德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等15人为军委委员。这可以视为此后中央军委的开始。中央军委人事几经更改，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中。
经过与张国焘部的联合和分裂、整编后不久，红军被纳入抗日军队统一序列，也即八路军。中央军委改为直属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此后相继增补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秘书长当时均入列军委委员。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政府成立下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林彪以及龙云等原国民党将领为委员。直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中共和国家军事领导机关分设：国家层面设立国家主席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中共中央军委，体现党政分开；然而后续实践过程中，国防委员会被架空，中共最高领导人主掌的中共中央军委成为实际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到1975年、1978年宪法更直接规定，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目前，中央军委实为中共中央军委与国家军委“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一局面的出现始于1982年宪法。是次宪法修订之初，有人建议避免以党代政，呼吁重建国家主席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将军队还给国家，但这一主张掀起相当争议，最终1982年采纳了全国政协常委程思远的建议，成立国家中央军委，并由虚位元首国家主席以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形式掌握军权。此一模式延续至今。
5年间，习近平致力于重新锻造中国武装力量（图源：新华社）
军委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确立的中央军委模式一直到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武装力量发生剧烈变化，原有的中央军委构成必须进行调整。当然，这种调整不涉及它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而限于其内部的组织形式。
决定调整的原因，粗略看来，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手握实权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相继被查的同时，中共进行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军队反腐和整风，60人以上的副军级将领被清理，其中包括4名上将（原空军政委田修思、原军纪委书记张树田、原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以及原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等。
尽管时隔15年，2014年中共在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重建”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权威；而迄今，来自最高层的指示一再要求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彻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遗毒。然而，事实上，缺席十九大的两名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至今仍未有定论，解放军内部大面积的腐败颓靡局面产生的内在机制，军委主席被架空、军头坐大的体制机制原因尚未彻底根除。
其二，2015年冬开始，酝酿多时的解放军改革启动，首当其冲的便是“脖子以上”的领导体制问题，尤其是四总部体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中央军委直属的15个组成部门，以及联勤保障部队等直属中央军委等，彻底分解了原有的四总部。
这一局面的变化决定原有的中央军委构成的当然人选发生变化。
纷纭众说与玄机重重
十九大落锤前，新军委构成已被出现多种版本（图源：VCG）
至于中央军委的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今年早些时候其实曾经经历过一番炒作。因循2012年十八大前夕中央军委增补范长龙、许其亮为军委副主席，外界普遍在试图通过十八届七中全会窥测某些迹象时，却失望地发现10月14日公布的七中公报无一涉及军委内容。
目前，对于中央军委构成的变化，以香港媒体的猜测为主，主要有如下三种说法：其一，军委副主席由2变4，同时废除中央军委委员；其二，军委副主席职数不变，但军委委员的人选和职数发生变化，这又包括各军兵种和战区主官等大战区将领的入选资格分歧。
记者认为，按照惯例，新的军委构成将在十九大结束后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产生，尽管结果还未定论，但通过对一些既有规则或者迹象的分析仍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
首先，中央军委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在中共党章和国家宪法中都给予了相应的组织结构地位，所以可以交叉印证它的规则。
目前，中共党章在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中对它的产生规定为：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而它同时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其组织规定为：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也即是说，中央军委由三部分组成，主席1人，副主席、军委委员职数均为若干，不设固定人数。照此，在中共党章、国家宪法未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的前提下，中央军委作为一个权力组织既不会凭空裁撤，亦无可能任意减并职务。但是，它同样给予了相当的改革余地，即副主席的职数允许不局限于两人，军委委员的职数更不统一标准。其实在1982年中共和国家中央军委分立后，1982至1987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包括4人（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委员4人，另有军委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接下来一届到1992年，副主席先是赵紫阳、杨尚昆，在十三届五中全会刘华清取代了因六四被免的赵紫阳，实际上仍为两人。
此后军委副主席两人制渐成定制，十四届中央军委一度曾因增补张万年、迟浩田而达到4人，但这是为十五届两人接班准备；十五届中央军委增补胡锦涛则是为执掌军权铺路；十六届中央军委在胡锦涛接班后增补了徐才厚，副主席职位一直维持3人；十七届中央军委进行了两次增补，先是五中补选习近平令军委副主席达到3人，后是其中全会补选范长龙、许其亮，使得副主席达到5人。相较来说，十八届中央军委反倒未曾进行一次补选，军委副主席一直保持两人的配置。
由此可见，军委副主席的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固定，更改原有的职务数量并非缺少“法律”依据，关键问题在于增加数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破除军权条块集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名存实亡的弊政。
而至于具体人选，我们不做评价，但是很显然：在笃定中央军委不会存在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十六大前夕大单位的履任变化有助于确定或者说缩小范围。
根据报道，在四总部体制废除后，中央军委下属15大组成部门中，正大战区级单位包括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以及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另外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原由秦生祥中将充任，今年2月份以正大战区资历亮相，9月份调任海军政委后继任者尚未现身，其地位尚难以定论。
另外，从军政主官资历来看，李作成（联参总参谋长）生于1953年，苗华（政治工作部主任）生于1955年，宋普选（后勤保障部部长）生于1954年，均逼近正大战区级将领65岁退役年龄，此次履新显然并非只是过渡充任，与1958年出生的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同进进军委，既是传统，也符合任免规则。
争论的焦点，或者说分歧比较大的在于五大战区和五大军兵种军事主官的地位。传统上，军兵种司令员入军委，而七大军区（军改后改为五大战区）司令员不入军委，自胡锦涛时期至今已持续15年。
也许是基于既有现实，经过十九大前半年多的人事更迭，陆军、空军、海军、火箭军司令员集中更迭，且新任年龄整齐划一，均生于1956年以后，除年龄最长的陆军司令员韩卫国早前担任中部战区司令员外，其余3人均为副大战区级新近晋升。
五大战区军事主官局面比较不一。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均为十八大后便跻身正大军区的老资格，北部战区司令员李桥铭生于1961年，为目前最年轻的正大战区级将领。在外界看来，五大战区司令员进军委，理由很充足，但是现在的人事搭配预示局面不乐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东南军”出身的韩卫国早前由中部战区司令员“平调”，接棒调任联参参谋长的李作成，如果这不足以认为是“卡位”有利地形的话，那么实在难以解释这种平调的意义。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大战区和军兵种单位的不同地位，毕竟韩卫国年龄在大战区将领中并不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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