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出难民营时，手机响了。我说“你好”的时候，妻子可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异样。
“出什么事了？”她问。
“我刚刚做完生命中最糟糕的采访，”我说。
我正站在缅甸和孟加拉边界附近，在缅甸政府进行大屠杀之后，有50万罗辛亚人逃到了那里，他们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受待见的种族之一。我刚刚跟一个名叫拉朱马(Rajuma)的年轻女子告别，然后看着她的红色面纱和瘦弱身躯消失在人群中；她的经历，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我曾报道过苏丹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伊拉克被炸死的儿童。我被派去报道过地震、飓风、内战、国际战争、叛乱和饥荒之地。作为驻外记者，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冲到世界上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地。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成了绝望这个题材的专家。
但是拉朱马的故事让我震动。
她告诉我（她说的一切都和其他几十个证人的叙述相吻合），缅甸政府军在8月冲入她的村庄，烧毁了每一座房子。他们将男人和妇女分开，马上处决了男人，然后强奸妇女。
但是在强奸她之前，士兵从她怀里抢走了她的男婴，将他扔进了火中，拉朱马说道。宝宝哭喊着要她，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在一个小屋里，我和她还有一名翻译蹲坐着在小小的塑料凳上。当拉朱马开始抽泣时，我皱起眉头，对自己感到很生气。
“为什么我要让她遭这种罪？有人想读这么惨的东西吗？我甚至没法下笔去写。”
我觉得我正在趋向麻木的反面。我报道的每一场悲剧，听过的每件惨事，都把我们创造的或者与生俱来的，安全地将我们与苦难世界隔开的绝缘层蹭掉一点点。做过多年这样的工作之后，我的绝缘层所剩无多了。现在每一次出任务，我都很紧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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