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他的电影业同行流放了，在亚利桑那州的蝎子和仙人掌之间寻求庇护，沉浸在所谓的康复疗程中。他的确需要帮助。而我们则需要以更好的方式去讨论为什么要这样。
自从几十起关于他强奸、性虐待或性骚扰的指控被公开后，“性瘾者”这个词被经常拿出来讨论，他自己的一些零星言论也在往这方面推动。在一份自怜的声明中，他发誓要开始一段“征服心中恶魔”的旅程。
随后，他给经纪人和电影公司高管们发了一封自利的电子邮件，请求他们在他呵护自己受伤的心灵时理解他。他三次使用了同一个词----“治疗”----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疾病折磨的病人。不过，也许他只是一个无情的暴君和变态，用医疗术语把自己装扮起来，以便脱身。
我们以前就见过这种人----例如，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如果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承认自己有过不当行为，他一定会归因于精神压力或疾病，在某个地方检查一下身体，声称他对自己没有完全的控制力，从而暗示他不必承担全部责任。都是那些讨厌的恶魔干的。
我不是要把这些人画上等号。我是在指出某类野蛮人为自己辩护和找借口的一种模式；我是在质疑我们中的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些词。似乎是渴望找出病理，进行诊断，给纯粹的粗鲁披上科学的外衣。这是对受害者的侮辱，是对真正的精神病学的侮辱，同时也是在侮辱选择与价值的角色。
在性骚扰的问题上，我们经常转移焦点，无意中把责任从单个的罪犯身上移走，推给那些没有提供适当的敏感培训的公司，那些执行保密协议的律师，以及那些选择性失明的纵容者。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如果最初没有那些坏苹果的话，这些因素都无关紧要----什么也不能减轻腐烂的水果的臭味。
性瘾从未被美国精神病学界正式认可。“我仍然不相信它本身构成一种病态，”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保罗・阿佩尔鲍姆(Paul Appelbaum)告诉我。他告诫说：“很容易想见，在某些方面有不良表现的人控制不住自己，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控制自己。”
此外，性不是整件事的全部，而且很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韦纳从被人观看之中获得刺激，他用他的智能手机拍摄自己的裆部，这和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吻合的，包括他在众议院的疯狂独白，以及他在MSNBC台节目上的明星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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