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题为《中国国安人员赴美劝返郭文贵 各方交锋堪比谍战片》。本来一个正常的中方人员合法进入美国境内，与在逃国际刑警红通人员见面沟通，硬是被媒体炒作成“谍战”效果。相反，美国FBI执法部门偷偷摸摸、打着“执法”旗号所进行的傲慢无理行为，倒像是一出见不得光的间谍行动。
这篇报道看似新闻，实则旧闻重提。不仅内容诡异，而且出现的时机也充满巧合。所谓“中国国安官员赴美劝反郭文贵”是今年5月中国前国安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在美与逃亡罪犯郭文贵的一次接触，该事件虽曾被人有所炒作，但详细情况从未出现过在主流媒体上。10月18日，世界瞩目的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开，11月8日，特朗普总统将首次访问中国。华尔街日报选择在中共大会尚未闭幕、特朗普即将访华前抛出该报道，借所谓“谍战交锋”炮制中美关系紧张话题，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
比华尔街日报报道更具有政治效果的则是“鼎鼎大名”的FBI在当时的表现。他们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不务正业”的角色。
一是越权执法。报道中提到，当时刘彦平一行持的是过境签证。FBI认为他们与郭文贵接触，是从事与签证内容不符的行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除外交及领事官员或专员外，其他人在未预先通知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在美国以别国特工身份行动，属于刑事犯罪。FBI作为反间谍部门，当然是有这方面职权的。然而事实上，刘彦平他们并未以特工身份行动，与郭文贵接触也不是执法行为。虽然刘当时任职中国国安部，但他过境美国并非以特工身份执行任务。从网上流出的谈话录音可以听出，刘彦平始终是以朋友的身份劝说郭文贵回国配合调查，与特工活动毫无关系。同时，刘没有携带任何法律文书、执法装备，他与郭之间的谈话完全属于民间性质，不具有调查、取证、审讯、抓捕等法律赋予的执法属性。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都应有权利劝说一个在逃犯回国投案。从郭文贵的妻子招待刘彦平一行饺子宴也能看出，双方之间的气氛是友好的，并无威胁、恐吓的成分。郭文贵自始至终也没有说过他是被迫与刘彦平他们见面的。所以，当事人不指控，刘他们又没有侦察、窃密等特工行为，FBI凭什么对他们进行跟踪、盘问、额外检查、没收手机等行为，这难道不是越权执法吗？
二是选择性执法。上文提到，FBI指控刘彦平他们从事特工行动十分牵强、缺乏依据，却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地开展跟踪、警告、围捕、搜查等动作。而对郭文贵涉及的强奸、绑架、欺诈、洗钱等证据确凿的案件，FBI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虽然目前中美没有引渡条约，但郭文贵是国际刑警组织两次发出红色通缉令的人员。中方对美方提出刑事执法配合的要求都全力以赴、尽力满足。10月16日，中国警方还向美国警方移交了一名国际刑警红通强奸嫌疑犯。但对于在逃美国的郭文贵，在中方反复要求下，美方既不对其开展调查，也不向中方通报情况、配合抓捕。在跨境执法协作上，双方姿态是不平等的、付出是不相称的。更为严重的是，郭文贵伪造了大量中国官方绝密文件，宣扬中国派遣间谍到美国等虚假信息，挑拨中美关系，这些同时也是美国执法部门认为郭文贵所涉罪行有政治因素的依据和基础。但作为专业部门，FBI却不对文件真伪做鉴定，任凭郭文贵离奇吹嘘，假文件变成了他的“护身符”。从FBI在整个事件各个环节上的表现看，他们很可能在进行基于政治考虑的“选择性执法”。
三是泄露工作秘密。FBI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执法机构，代表着美国执法部的最高水平。但从此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却能看到FBI在干着十分业余的事。众所周知，任何案件在法院定罪宣判前，执法部门的侦查调查内容都是保密的，都不应该外泄在公众面前。这不仅是保护嫌疑人的隐私，也是为了不让舆论成为干扰司法判决的因素。但在此次所谓“中共特工跨境执法事件”的报道炒作上，媒体拿到了大量FBI执法中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细节，还透露出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单位和执法部门在此事件上的关注与分歧。尽管报道中总以“据知情人士透露”来掩盖消息来源，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直接参与此事的执法部门人员，外人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么具体的细节的。特别是FBI特工在刘彦平与郭文贵第一次见面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进行拦截盘问、刘与郭第⼆次碰面时得到消息准备实施逮捕，以及在刘等人前往机场时FBI仍在努力取得逮捕令并将军方、情报单位卷入进来的种种细节，充分说明消息来源就是FBI的内部人员，并且带有强烈的观点倾向：FBI坚持要逮捕刘彦平等人，而国务院等上层机构则予以阻止。这种将工作信息、私密信息以及高层内部信息泄露给媒体并公布于众的做法，违背了专业执法机构的职业操守，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
四是反常的投入与关注。FBI不同于一般的警察单位，它是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承担着国家事权案件侦办和跨地区案件协调的重要职责，工作重心应该是反恐、反间谍、打击高科技犯罪、重大暴力犯罪、反腐败等严重危害美国利益和安全的犯罪活动。历史上FBI曾侦破过大量著名案件，声名显赫。但是近几年来，FBI的表现与他的声誉越来越不相符，在暴力犯罪和恐怖活动的预防制止与现行案件的快侦快破上乏善可陈，却频频出现在敏感的政治场合，扮演着与执法者身份不一致的尴尬⻆色。近期，不仅FBI没能提前发现赌城枪击案的重大线索，导致平民出现严重伤亡，在华裔女学生章莹颖失踪案上也是反应迟缓、效率低下，迟迟不能找到给嫌犯定罪的充分证据，连受害⼈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相反，在美国总统选举、党派之争等事件中，却总是出现FBI的身影。先是希拉里的“邮件门”，FBI调查数年也未能给其定罪，并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突然重启调查、又宣布查无实据，好似“神助攻”。特朗普上台后，FBI又盯着“通俄门”不放，结果局长科米被总统突然解职。FBI此次在“郭文贵事件”中的表现与其近年来在政治领域异常高调热心的姿态有众多相似之处。一方面，美司法部塞申斯公开表态美国的移民政策不应成为庇护犯罪者的工具，另一方面，FBI对身背多项罪名、签证已经过期的郭文贵没有任何动作，却对没有任何出格行为的刘彦平监控跟踪，极力促成对他的逮捕。这种反常又言行不一的做法，足以令FBI给自己的声誉蒙羞。
FBI从上世纪30年代成立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一度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其首任局长埃德加・胡佛执掌FBI长达48年，先后经历8任总统、10多位司法部长。胡佛一方面为美国总统提供政敌的秘密情报，以保障FBI和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总统的秘密把柄拿捏在手，以作日后政治讹诈之用。FBI曾录制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的偷情录音带，收集肯尼迪的风流艳史纳入私人档案库。水门事件中FBI的“深喉”将总统拉下马来的威力至今让全世界印象深刻。对于美国政客来说，FBI既是可以利用的朋友，也可能是葬送政治生命的刽子手。标榜独立执法的FBI，大肆利用手中强大的特权，将各方政治势力控制于股掌之间，大有“特工治国”之势。
从目前各方透露出的信息看，在郭文贵事件中，FBI很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FBI特工可能接受了郭文贵的金钱贿赂，成了他的“私人保镖”和“雇佣打手”。据最新一则网络爆料指出，郭文贵似乎想将他在中国那套“拉官员下水”的做法搬到美国。郭与其保安公司T&M曾一起商讨收买FBI人员，方法是向其特工直接给予现金和好处，以及向支持FBI的家属基金捐款。消息人士称，相关录音将来会被曝光。郭文贵在“爆料”时，多次宣称其和FBI联系紧密，在6月16日的直播中，甚至称FBI为他和家人量身定制了保护方案。郭文贵在发布他和刘彦平的对话录音时指出，有关录音是FBI在海关截获后他得到的，意指FBI在幕后支持他。郭在与T&M公司及他的律师团队通话中称，其对有关特朗普下令驱逐其一事的消息十分恼怒，但他认为，特朗普解除原FBI局长科米的职务，让FBI已经成为反对特朗普的重要力量。他有能力与FBI联合起来，把特朗普搞下台。如果上述信息得到充分证实，将是FBI的重大丑闻，郭文贵成了特工们干私活、赚外快的“摇钱树”，FBI则成为了郭文贵的“保护伞”。这种不正当的官商勾结手段，郭文贵当年就在马建、张越等中国政法官员身上用过多次。这样也就能合理解释为什么FBI不遗余力地阻挠刘彦平、孙力军等中方人员与郭见面，并且外泄敏感信息、借助媒体炒作，让通缉犯郭文贵继续在美国逍遥法外了。
二是FBI重回“冷战”思维模式，成为和其公正执法形象很不相称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FBI诞生后，经历了二十世纪一系列的大事件，伴随着美国的崛起和称霸。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与安全不受动摇，从一开始，它就担负起维护美国价值观的职责。他们不仅竭尽所能地将一切共产主义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保持美式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纯净，而且还把保护白人利益放在自己职责的重要位置。在公开的资料里，他们驱逐过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监视赞同共产主义思想的顶尖科学家爱因斯坦，对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长期监控，收集他的负面材料，并企图诋毁他的形象。对无数不同政见的组织团体长期监视、打压。他们在政治领域的成就一点不亚于刑事案件领域。通过华尔街日报所透露出的信息看，在此次郭文贵事件中，FBI又重操旧业，冲在了“冷战”对抗模式的最前沿。他们将此事与所谓中国窃取美国尖端科技成果、商业机密关联起来，与中共十九大关联起来，与所谓中国向美国派遣大量间谍的传闻关联起来，把郭文贵变成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只顾着把郭文贵打造成中国网络攻击的受害者、情报渗透行动的知情者、钓鱼中方官员“违法”的诱饵，而对郭身上的罪名与其指控内容的真伪性视而不见。FBI官员的态度很明确，这是修理和牵制中国的好机会，绝不可轻易放过。司法部长、美国总统对逃犯和政治庇护问题的表态并不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在固化的大国对抗和冷战思维面前，公正执行法律、维护法治尊严的信念早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是FBI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控制，成了牵制特立独行总统的政治斗争工具。由于美国特殊的法制结构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FBI名义上归司法部管理，实际上其独立性极强，司法部长乃至总统都很难介入其工作，这也为一些利益集团插手利用FBI创造了条件。胡佛在任时FBI权力极度膨胀，掌握了很多总统及其他高官的“黑材料”。杜鲁门上台后，专门成立中央情报局（CIA）以制衡胡佛的权力，但效果有限。尼克松在任时促成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结果他的政治生涯葬送在FBI“深喉”爆料的“水门事件”上。对华友好的克林顿，FBI探员们居然偷偷获取了他的DNA样本，坐实了他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而竭力推进重返亚太、对华再遏制战略的奥巴马总统，则“深受FBI探员们的欣赏”。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总统，从就任一开始，就持续感到FBI“满满的恶意”。
对他“通俄门”的调查纠缠不休，不断爆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女婿库什纳和司法部长塞申斯等与俄方接触的新闻，使特朗普面临巨大的压力。在郭文贵问题上，共和党人斯蒂芬・永利支持将郭遣返的观点也被描述成他想与中国交换利益在澳门开设赌场。相关报道还爆出郭文贵是特朗普海湖庄园俱乐部的成员，意在敲打特朗普与郭也有说不清的关系。这些有关总统和高层人士的细节，绝非一般人所知，也许FBI早已掌握，特意在特朗普访华前夕放出，意图就其对华态度与策略施加影响。近日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突然放言要公布当年肯尼迪被暗杀的真相。众所周知，肯尼迪被暗杀事件充满了种种疑团，很多资料指向FBI当时卷入了这场丑闻。特朗普可能感受到来自强大势力的压力，对自己的安全有所担忧，被迫用此表态震慑下相关集团。
FBI简明而有力的信条：忠诚（Fidelity）、勇敢（Bravery）、正直（Integrity），一直被世人乐于道也。然而，在近期的郭文贵事件面前，我们看到的FBI是一个傲慢、偏见、逃避责任、滥用权力、损害法治和公正的政治特务机构，丝毫看不到他们的忠诚、勇敢、正直体现在何处。特朗普总统是美国选民经过法定程序选举出来的，他一直致力于维护良好的中美双边关系，承诺捍卫法治、保护人民利益、推进世界和平。然而，FBI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甘当政治集团的代理人，将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凌驾法律之上，不惜牺牲美国国家利益，并企图影响和操纵总统。如此下去，将严重损害美国政府形象和良好的中美关系，危害美国政局稳定，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也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此，我们敦促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对FBI在此事件中的作为和动机进行评估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审计调查，澄清是否有特工官员与郭文贵有不正当利益关系，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对郭文贵涉及案件的调查是否有失职渎职的情况，对其在美国非法居留和中方提出的依法遣返是否在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还受害人以公道，还公众以真相，还法律以公正，继续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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