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10月25日闭幕，1953年（今年64岁）出生的张春贤并未到退休年龄就提前“出局”(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中），却又出人意料地仍在中央委员（简称中委）名单中。引发外界关注，其最大的政治标签“柔性治疆”也再次被舆论热议。
蹊跷的一进一出
此番张春贤在中共十九大上依然进入中委名单，却未能继续进入政治局实属罕见。自1989年因为六四运动而被撤销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只保留中委资格的胡启立之后，尚属首次。
因为依照中共政坛不成文的惯例，官员的履历曲线只有不断上升一种趋势，大部分官员在触到仕途天花板后，只会在相同级别岗位之间调动，直至到龄退休，最多因为从所谓“实权部门”到“冷衙门”而被外界认为“失意”，但并无降级之忧。
不管职位如何变动，“柔性治疆”已经成为与张春贤切割不开的标签（图源：天山网）
那么张春贤如此蹊跷的一“进”一“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评论指出，蹊跷现象的原因或许并不蹊跷——这不过是习近平对于中共官员“能上能下”要求的实现，且“能上能下”已进一步强化为中共的重要政治规矩之一。它不但体现了习近平新的用人观，更是习近平全面整党，寻求中共执政现代化治标到治本转换的重要节点。
中共十八大之后，已经有诸多官员因为能力或者违纪被降级处理，只是一直没有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级别。张春贤的一“进”一“出”，标志着“能上能下”已经在中国政坛完成了全覆盖。
毁誉掺半的“柔性治疆”
那么曾有“最年轻部长”和“最开放书记”光环的张春贤，为何会成为“能上能下”中“下”的案例？外界一致认为其担任新疆书记时的“柔性治疆”政策或是最大原因。
2010年4月，被赋予“救火”重任的张春贤奔赴新疆。并在任职之初就被贴上了“柔性治疆”的标签。当时的新疆族群撕裂，官民隔阂，暴恐事件明显多发，尤其是前一年（2009年）震惊世界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不仅让前任王乐泉“败走麦城”，更让新疆问题成为中共高层眼中的棘手问题。
张春贤对于极端宗教和民族问题并非一味强力打压，而是采取发展经济、保证就业的方法，透过解决贫困问题消灭恐怖主义的生长土壤。张春贤入疆之后以亲民为务，力求化解军事高压形成的民族矛盾，绝口不谈“反恐”二字，至多说到维稳层次。他甚至走上乌鲁木齐街头夜市与市民吃羊肉串、喝啤酒。2012年起，张春贤更在两个穆斯林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给全疆各族群众放假4天，这在全中国其他地区绝无仅有。
可惜的是，“柔性治疆”的策略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弭新疆的恐怖主义，仅在2012年一年，新疆就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相较此前次数大幅上升。
柔性治疆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消弭恐怖主义在民间的渗透，从理念上是正确的。只能说，一味的相信“柔性”，而忽视“刚性”的反恐手段，是政治上的幼稚主义。同样，如果像张春贤的前任王乐泉那样，只是坚持高压政策而忽视当地民众的实际感受，效果可能更差。有评论认为，如果没有柔性治疆，也许今天新疆的情况会更糟糕。
2016年8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的张春贤进京担任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曾被外界解读为“退居二线”。而外界忽略的是，作为毛泽东口中的三大法宝（党建、统战、武装斗争）之一，以及习近平“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重要一环，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如果张春贤十九大后继续担任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则可以认为其在中共政坛仍有相当的使命担当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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