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时,内心充溢着他们对于现存制度的不满,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无限向往。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当时间的车轮行进当下,当人们已近乎将共产主义视作天方夜谭的今天,习近平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和底气,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式”报告之所以沉甸甸,不仅在于它跌破了外界对于中共党代会停留在人事更替层面的习惯性、浅层次认知,而且以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路径唤起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之无限可能的期待,同时也重燃了人们对于遥远的共产主义的另一种想像。
正因为有这样的厚重感和时代性,所以读懂这份报告,就显得重要且必要。尤其在中国政策越来越具有全球外溢效应的当下,中国的一举一动,最终影响力可能辐射至全世界。

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被一些人称之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图源:Reuters)
第一层观感:新时代中国的施政纲领
对于这份报告的第一层观感,是它涵盖了中共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而且具有清晰严谨的结构,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施政目标和路径,并且给出了达成施政目标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足以称为新时代中国的施政纲领。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报告首先明确了这一点,并认为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将“长期努力”的起点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认为“新时代”的历史基础,不仅建立在过去五年的成绩之上,更建立在鸦片战争以来177年、中共成立以来近一百年、共产党中国建立以来68年、改革开放以来39年的历史基础之上,而且是毛、邓两代领导人引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报告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基点,并且指向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几代人期盼的“强国”梦想,体现了习近平的历史视域和现实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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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质变,已经从1956年中共“八大”首次提出的、邓小平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回归的、并被历届政府背书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变为十九大习近平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在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要,社会生产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显着提升,更关键的是人民的诉求也已经逐渐变得多样化,渴望公平正义,追求更高品质的、更全面和美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对之前主要矛盾超越意义的认识。
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可供历史考核检验的施政目标和时间表。这个施政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表分为国家和军队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军队层面: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为实现这一目标,自不可缺少指导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加持与主导。这个指导思想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时代背景,想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中共是个理论型政党,非常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利用理论来统合人心,聚拢力量,为未来提供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将扮演这样的重要角色。
在具体施政要求上,十九大报告也从九个层面对执政党和国家提出具体要求。
经济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政治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生态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军队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港澳台要“坚持”一国两制“,推进国家统一”;国际关系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建设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这九个层面囊括了执政党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折射出中共一党执政的全能型政党特征和政治价值观取向。
第二层观感:强烈的政治气魄、使命抱负和理想性
强烈的政治气魄、使命抱负和理想性,这是报告的第二层观感。报告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主张中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求中共“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折射出习近平有着强烈的气魄和理想抱负(图源:Reuters)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下审视中国的使命担当,隐含着对今天全世界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和思索。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表述折射出习近平的“民族共产主义者”身份定位——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具有一般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诉求,加上“民族”的前缀,则是因为他以中国为本位,希望“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习近平身上,既有着毛、邓的特质,又有着对毛、邓的超越。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具有全球视野、社会主义担当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同时又超越了毛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色彩。习和邓小平一样有着务实主义气质,但因为邓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进入低潮,在西方面前处于守势,只能把重心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对外行“韬光养晦”,而习近平时代的今天,基于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的经济积累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蒸蒸日上,西方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深陷制度危机,所以习的豪迈也远非邓当年可比。
最能体现习近平的魄力、抱负、理想性和共产主义的是他要在2020年前全面脱贫的承诺。免于贫困是古往今来所有民族,也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生活理想,无论是西方人的乌托邦,还是中国古人的大同社会,都包含了这一点。人类历史发展迄今,虽然在物质领域取得惊人成就,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贫穷,连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难以解决的贫民窟难题。为此,现代西方不少社会精英已经默认,彻底摆脱贫困现实几乎不可能。但是,习近平不仅要致力于全面脱贫,而且还立下了时间表,并将之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在价值观上,全面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回归。唯其艰难,更显其志!
第三层观感:强烈的历史认知和中国特色
习近平显然是将报告放置在历史长河来思考自己工作的坐标。报告在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是以整个社会主义历史为背景,在谈到民族复兴时,定标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余年的耻辱史。认为中共必须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并在他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历史认识和传统,历代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士大夫群体,都非常重视在历史传承中“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当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近代遭受无尽屈辱后,一代代仁人志士更是以复兴中华为历史使命,这一点同样明显地体现在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训同样有着清醒认知。一个明显例子是他认识到清末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前封闭国门的严重负面后果,所以他在报告里不仅高度肯定改革开放,认为对中国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改变和提升有着决定性作用,“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而且明确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鸦片战争让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有一种历史屈辱感,希望复兴中华(图源:VCG)
在强烈历史认知之外,习近平还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报告至少79次提及中国特色,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前缀,而且还延续并强化了习近平上任后提出的肯定和推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明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中共党章。
中国特色的另一个体现,是对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坚持,在这个方面,习近平显得尤为执着、尤为自信。这是因为,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道路尚处于摸索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苏联式的原教旨社会主义之外,闯出了一条新路。四十年,中国发展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惊人成绩,早已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早期探索阶段,顶层设计日趋成熟,中国模式也成为世界热议话题。
第四层观感:强烈的时代性
强烈的时代性,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三个字,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除了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国家和军队建设目标,指导思想,还就执政党和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和施政方向。
在民主政治上,十九大报告在去专制化、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准上有明显着墨。专制长期是中共遭到世人最严厉批评的弊病,曾与腐败一起,构成中共执政的两大缺陷。过去五年以来,中共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行动,已经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唯专制依旧根深蒂固。为解决这个难题,十九大报告为习近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背书:“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
不单如此,报告还提出“最管用的民主”,这是一个易被人忽略却非常重要的说法。和西方就民主的价值追求相比,习近平的民主观念包容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关键内涵的工具属性,而且认为这是释放民主价值的基础和手段。西方眼里的民主,价值属性远远超过工具属性,催生了民主崇拜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民主迷思,以为喊出民主的口号,通过简单的选举就能解决政治和社会的一切问题。事实上,西方民主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大量国家治理失败的案例。中国政治家眼里的民主,则强调了如何兼顾其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如何在价值认识之上,保证这种价值能够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操作结合,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既要建设政治和社会的民主,还要解决经济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它必须是“最管用的民主”。
在依法治国上,十九大报告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治理一场深刻革命”的高度,认为“必须坚持厉行法治”,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并且提出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在党代会文件首次提出,堪称中国宪法治理的里程碑式表述。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宪法之所以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沦为许多人眼里没有牙齿的老虎,正是因为“合宪性审查”严重缺位。现如今,十九大报告明言“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如若日后能将其落到实处,必将有助于推动法治进步。
在理论文宣层面,中共常被批评推广手法僵化、创新不足。这一点,在过去五年尤为凸显。相比于反腐、经济建设、法治、军队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理论文宣系统却继续显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四个自信”中的理论自信恰恰是最不自信。为此,十九大报告非常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敦促中共“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提高文化软实力。更关键的是,十九大结束后,执掌中宣部五年的刘奇葆未能依例留任政治局委员,反倒是被视为党内首席智囊、理论工作行家里手的学者王沪宁成为最大黑马,晋升为主管理论文宣的政治局常委,就凸显了过去五年的理论文宣短板。

王沪宁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折射习近平或将对文宣系统进行现代性改革(图源:AFP)
在经济层面,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重塑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段长时间那种过于依赖单纯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带来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却在近年来愈发难以为继,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等一系列严峻问题。十九大报告为此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一方面报告再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书,主张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另一方面报告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代替邓小平时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了一种对于现代科技的深层次和非教条化的认知。
在生态层面,十九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众所周知,此前因为过度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生态污染代价,已经成为海外看中国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例证。正因为这样,近一年来,中共掀起了强有力的环保整改风暴,让不少人看到积极转变的信号。现在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主张生态保护,要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第五层观感:思想性
可以说,此份报告的思想性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自96年前成立那一刻始,就是一个理论型政党,从实践中总结和升华思想理论,然后再用思想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中经受检验,再升华为思想理论,一直是中共最厉害的武器,也是它的思想性所在。
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克思通过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有力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激起了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浪潮,既改写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又让他的思想成为人类精神文明重要构成部分。一百年前,列宁(VladimirLenin)将马克思学说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列宁主义,从而成功在苏联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毛泽东将马、列两位的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并作用于实践,让中国实现了彻底独立。邓小平则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让中国在过去近四十年取得丰硕发展成果,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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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是对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继承和飞跃。他也一如这些共产主义先辈们以思想和实践二者关系上的辩证认识,来论述这套思想。首先,报告认为,这一思想是建立在过去五年的实践基础之上,而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的指引;其次,报告在论述完这套思想理论体系后,又详细列明十四条方略,从这十四个层面,来逐一检验这套思想,并用这套思想指引这十四个领域的工作。这套思想有着清晰的结构,详实的内容,唯需再继续经历实践的检验和内容的继续完善。假以时日,待瓜熟蒂落,它将会以“习近平思想”来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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