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关涉同一主题的两件国际大事，再次将民主公投的话题引入世界舆论的视域。其一是给人局势动荡观感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九月末举行了充满争议的公投，以压倒性的票数投票支持了库尔德族人地区独立；而尘埃未定的十月，足球名都巴塞罗那的所在自治区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同样选择以地区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开启其从西班牙独立出去的进程。两桩事件各自在触发事关利益各方的政治博弈，并令到全球对分离气氛又一次紧张焦虑后，也促生了人们对于公投式直接民主利与弊的思索。
备受争议的两场公投
作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与波斯的中东第四大族群，库尔德人从来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民族国家，并长期以来分散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及伊朗等国家。此次库尔德自治区拒绝听从国家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劝阻而强行公投的做法，体现的正是当地占多数族裔的一厢民族主义复兴意愿与执念。但在牵涉深刻地缘政治内涵的现实中，这不仅引起了伊拉克强烈不满，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等周边国家也跟进谴责并施加报复对策，而美国及联合国等西方民主自由立场代表的暗示反对取态，更令这次民主公投在满足当地居民的独立幻想和投票狂欢之外，难有结果。
在伊拉克政府军近日攻占库尔德人控制的大片地区后，库尔德方面尝试提出搁置独立努力（图源：VCG）
伊拉克库区公投会招致反制恶果，原因在于围绕于此的多方早已意识到，这将对撬动伊拉克乃至中东本就难见的政治平衡存在很大风险。于伊拉克局势，事关领土和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分离行为，必将在一定程度对冲和消解自2003年伊战以来，伊拉克对于国家重建所处在的关键期的努力及成果。不止如此，如若当地独立成功，邻近国家境内的其他库尔德族聚集地区势必会跟进效仿，此般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示范连锁效应，想必将造成中东政治版图灾难性的崩解，甚至埋下中东新一轮区域性战争及长期冲突的隐患。
与伊拉克库区境况类似，发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同样被视为给政局日益动荡的欧洲投下的另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考虑到库尔德人一直以来追求独立建国的夙愿，令到伊拉克库区的公投拥有值得同情之处，那么加泰罗尼亚公投则看上去更像一场闹剧。
因厌憎上世纪中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统治对于自治权压制的历史心结，加上近年来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经济表现逊色令其产生税务受到剥削之感，使得在这个长期享有高度自治、文化上更接近法国并拥有独立语言的地区，掀起了一场以政治裹挟民族自决，并意在解决社会多数与少数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矛盾的独立风波。
自英国脱欧和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分离主义行径以来，此种政治伤痕已令欧洲文明倍感负累。若加泰罗尼亚此次独立为“加泰兰共和国”，直接后果便是脱离欧元区，加泰罗尼亚人失去欧盟公民身份，依赖贸易的加区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事实上，已有多家原本设立在巴塞罗那的国际公司考虑或正在搬迁到马德里，以规避风险。
而加泰罗尼亚独立建国的间接后果则可能是诱发英国的苏格兰、法国的科西嘉岛（Corsica）等地区更剧烈的独立思潮，为当地的独派政党提供参考案例。目前的欧盟正处在多事之秋，愈发频繁的恐怖袭击和美国国策的背离，都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欧盟各国的政局不稳，可能会造成很长一段时间的负面影响。
不可滥用的公投
两场公投皆因会招致的地缘利益骤变，而不得不承受各方施加的重重阻遏，使得它们的进程行进至今，步向了反叛过程惯常的有始无终的僵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公投过后，等到的是巴格达政府对当地控制权的武装收复，最终不得不主动寻求搁置独立努力，以换取后者停止军事行动。加泰罗尼亚领袖起初只象征性签署独立宣言，并未即刻实施独立，但被后续马德里方面的最后通牒及未果之下的强制接管措施，逼迫到再无转圜余地，眼下风波进展的高度戏剧性，标志着自西班牙上世纪70年代恢复民主以来最糟糕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升级。而面对接下来的独立之路，不确定性的迷茫与抉择的彷徨，在两地均已有所呈现。
两场公投至今虽陷入进退两难僵局，却在某些程度带来启示。独立公投放在历史和全球的背景下去看，就会发现最让人感触之处，便是其存在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取得某种结果的可能性。相较于通过枪弹起义和暴力革命诉诸政变而造成的失序骚乱和对历史的持久影响，以追求公投方式来解决独立与否的问题，无疑更为文明。
然而，在当代国家处理统独问题的原则中，公投形式并非一如人类对于先进政治文明的想象般美好。公投虽有最直接、纯粹民主的外形，但在特定民主宪政框架下又有违背宪制意义之嫌。多数的公投均属于未经所在国宪法授权的法外操作，但同时却又具备民主的部分形态，这便令其定性颇显尴尬：诉求者眼中，公投代表着人类脱离武装斗争后实践分离运动的运用新形态，昭示着人类政治文化与行为艺术的绝对进步；而在与前者立场相悖的人看来，公投以民主正义之名，行解构宪政秩序之实的负面效用，令其政治性质只能被定性为少数群体用来脱离国家框架的革命或叛乱工具，效力及后果均受到质疑。
就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独立后数小时，马德里政府便决定解散前者（图源：VCG）
西方现代性的自由内核，在政治哲学上的表现即是合意治理，因而允诺了大众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但政治自由的集体行为往往会存在难以直观察觉的次级问题，首当其冲即是作为重构现代政治秩序基本要义的人民主权原则，是否可以无需加以节制地同等适用于国家之内的任何层级或区域？
经现实验证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人民主权的应用尺度并不能无限制自如调节。如果说人民主权在应用于针对国家整体进行的政治修正时，无论后者的革命程度温和或激进与否，合法性尚能被大致认可的话，那么，将人民主权应用到一国之内的次级层域或团体，则国家恐必定因此遭受破解，民主亦注定承受分裂，政治失序甚至斗争之乱更可能旋即尾随。
地区独立涉及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并不适用仅限于地区民主的公投操作，如若定要采取公投形式定夺分离，则需共同体层面的公投或者经由共同体宪制授权由地区民主公投来做出决定。将此逻辑推至现实来看，库区和加区的两场地区分离之公投，之所以被所在国及国际社会广泛视为是违宪努力，原因正在于二者皆缺乏能被宪法认可的“人民”作为政治主体，从而不能直接产生自决独立的宪制效力。
诚然，公投作为一种非武力解决思路，在协调多民族秩序与多元化体系，防止其演变为冲突时固然有其效用，但在人类政治进化得更加文明的21世纪，这不是唯一、更不会是最佳思路。美国立国时的“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曾在批评直接民主时诞出名言：“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Socrates），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当公投行为多数暴政的天然弊端，遇上民粹政治的非理性及视野低矮等特性，真正的实质民主难免不被裹挟蒙羞。正因于此，公投法制需要引入宪制确认与监督，保障局域的分离需经过民主法治框架前设下共同体的完整认可，就像最初的联合也是经过了最大公意的确认一般。
一言以蔽之，公投看上去虽道德可欲，但其本质却潜藏有民粹专制的隐患。库区和加区公投尽管情况不同，但二者接连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便是例证，故世人应走出对公投的迷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