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到2015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或残留在偏僻的山区，或封闭在落后的中西部，甚至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等地还连接成片，在地图上像一块块面目可憎的疤瘌。从1981至2012年，7.9亿中国人脱贫，这相当于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百人，就有72人来自中国。脱贫，意味着贫困人口将不愁吃，不愁穿，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从2015年开始，中国要用5年时间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有27人摆脱贫困。那中国到底有多穷？一起听听一名乡村教师的自诉。（图源：VCG）
1989年，我21岁，成了凉山甘洛县的一名代课老师。当代课老师，我是受一个堂兄的影响。他是民办教师出身，边教书边考试，经过在凉山州冕宁县的师范学校培训，成为一名正式老师，当过校长，也当过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我想跟他走同样的路。我上课地点在两河乡泥水村金星小学。此前，我初中毕业后，一直随当木匠的父亲四处帮人做活。期间也跟着一个东家到甘洛的铅锌矿矿井里背过三年矿石。随着矿井越挖越深，越发危险，我便离开了。（图源：VCG）
恰巧我在金星小学教书的一个弟弟辞职了，父亲建议我去接替他，想起堂兄的经历，我便开始了直至今日的代课生涯。半年后，因为附近泥觉村教学点的老师辞职了，我被调往那里任教，成了那里唯一的老师。我是汉族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已是这个彝族山村文化最高的人之一。村里只有包括村支书、村长在内的六、七个人会说汉语。偶尔碰见一个汉人，也只是走村串镇做生意的小贩。村里把一间羊圈腾出来作为教室。十七、八个彝族孩子就挤在里面读书。我主要教1至3年级孩子们的汉语和算数，因为只有我一位老师，教学点每三年招一批学生。但他们只会说彝语，我讲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不明白。语言不通，教起来实在太难了，我们彼此只能慢慢适应和琢磨。（图源：VCG）
我已记不起何时有了想离开泥觉村的想法，只知道它在我脑中盘旋。那会儿这里实在太穷了。每年村里交公粮时，总有些村民交不上来，完不成任务的村支书和村长就用自己每天1元的工资去抵。那时，全村人畜饮水全靠村里的一口水塘，但每年只有4至9月份有水。其余半年为枯水期，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背篼去外面找水。因为水源是开放的，人畜在水源周边随意走动，水质并不卫生。除了水，柴禾也是村里的紧缺物。当时村里没有电，泥觉村又位于高寒山区，一年到头做饭、取暖都要烧柴。土豆和荞麦，是我刚到村里时当地人的主要食物。除非逢年过节，村里人用土豆去镇上换点大米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米饭。（图源：VCG）
村里都是土路，人畜来回走，每逢雨天，土路就变成泥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是厚厚的烂泥。人穿着雨靴走过去，往往脚拔出来了，鞋子还陷在泥里。因为不通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2001年我的父亲因肺气肿去世，老家的人翻山越岭走了一天山路赶到泥觉村报信，我接到噩耗已是当天夜里。某一年7月，教完上半年的课，我决定离开泥觉村。那年我才20多岁。 除了村里生活条件的恶劣，更要紧的是，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0元，并且每年只有教学的9个月才有钱拿，除去吃穿用度，所剩无几。想着自己既没结婚，也没攒下一点钱，家中又欠着债，兄妹5人全都没结婚，所以我选择了辞职。第二学期刚开学，泥觉村的村支书和村长两人，走了整整一天山路赶到我在汉源县铁厂村的家里，请我回去上课。他们再三表示，工资低的问题，他们尽量向乡里反映，适当给我涨一点。如果将来有转正的考试资格，也帮我争取。（图源：VCG）
第三天，我又回到了泥觉村，直至今日，为了留住我，老支书时常给我背水。他背一次，够我吃两三天。看着50多岁的老人走几公里山路给我背水，我也很受感动。除了他，村里人也对我很好，起初他们总隔三岔五地给我拿菜，因为拿的太多，吃不完会坏掉，所以后来索性喊我去他们地里自己摘。时任村长的骆阿力子，在羊圈改成的教室外墙上，用毛笔写下“穷不读书难断穷根，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这间教室如今已成危房，时常会有瓦片掉下。但这行字，虽经十几年风蚀雨打，如今还在斑驳的墙壁上依稀可见。 再后来，促使我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出现了。距泥觉村5公里外的俄洛村教学点的老师走了，负责管理的中心学校派我同时兼顾两地教学。我知道，在同样全是彝族人的俄洛村，来的老师多则教一学期，少则教一俩月，甚至待几个星期就走了。（图源：VCG）
从1993年起，我开始在两个教学点间往返上课。每天上午，我在泥觉村上课，中午吃过午饭后，再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俄洛村上半天课。下午放学再返回所住的泥觉村。虽然累，但却能因此获得双份代课工资。这对经济窘迫的我来说，也是使我能够坚持代课的重要原因。 我也曾想过把两个教学点合并教学，但当时两村之间并不通公路，仅有一条海拔2600米、南北走向的垭口。冬季时北风呼啸，垭口气温可低至零下7℃，并且高寒缺氧。成人走在那里都头晕气喘。夏季雨水绵绵，小路太过泥泞，孩子们行走不便。所以每天只好由我在两地间往返。（图源：VCG）
在泥觉村，甚至有一家出了3名大学生。虽然这10人都是专科生，但对偏远山区而言已属不易，我很是欣慰。28年过去，与泥觉村教育观念一同进步的，还有当地的基础设施。大约在2003年前后，村里通了电。电饭锅、电磁炉替代了之前烧柴做饭，冬季取暖我也烤上了电炉子，室内环境清洁了不少。自从村里通电后，我再也不用四处拣柴了。虽然村民给牲口煮食还是要烧柴，但需求量少了很多，再也看不到村民每天四处砍柴。（图源：VCG）
现在走在村里，早已不见当年的茅屋和竹竿房。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蓝顶白墙的新砖房。很多新房的外墙上，还贴着彩色的瓷片。而在我代课的俄洛村，政府正在为村里的每户修建新房，很多是二、三层的小楼，村民却不用出一分钱。虽然我现在还住在羊圈教室隔壁的危房里，但我在附近新建的60平米砖房已经完工。等过一阵接入电，我就可以搬入居住。（图源：VCG）
曾经在80年代，全村几乎没有收入，仅靠土豆换大米生活的泥觉村，如今人均年收入为2,000多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05美元）。家家都是贫困户的泥觉村，要在2017年年末全部脱贫。作为代课老师，我在泥觉村生活28年，见证了这座贫困山村的剧变。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教更多的孩子学会基本的汉语和算数，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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