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五年时间给中国乃至世界交出了一份答卷。这份答卷的“阅卷人”，不仅仅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两千多名十九大中共党代表，也不单是构成这个即将满百年的大党的八千九百多万党员，还包括在共产党治理下生活的13多亿中国人。经由现代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世界各国精英与人民对中国经验的好奇，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扩散到了全世界。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五年前就职演说的开场白，已经夯实了他的“民本”理念，以及对于最终“阅卷人”的透彻认知。而习近平自己，也正是依托于过去五年的作为与努力，依托于最终交出的这份堪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答卷，夯实了作为继毛邓之后最具有领导力和感召力的领袖地位。
从毛、邓到习，早在十八大召开前，便做出了这样的断代和判断。
如果说当时给出的判断还是感性的、期望式的，那么五年后的今天再看，不仅这一判断本身无可厚非、实至名归，而且从习近平展现出的气质、抱负与气魄来看，言之超邓赶毛或许可以作为对习近平新时代的期许。换言之，毛邓习的断代，如果放到五年后再检验，甚至可能要更进一步提升为毛习才更合适。
在一些人看来，习近平俨然成为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中国伟人（图源：Reuters）
以毛习断代不是否定邓
毛习的提法，可能会引发外界的一些争议。因为过去五年，在西方媒体阵营不间断地会出现关于“习近平更像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的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多停留在现象的归纳，并不由分说给习近平披上了黄袍，称之为“第二位红色皇帝”。
基于这样的舆论前提，在具体阐述为何“从毛邓习到毛习”之前，有必要解释清楚一个大前提：
我们为五年后作出“毛习”这样的断代，不是说毛、邓、习谁的贡献大，更不是要否定邓，或跳过邓。
任何因为这一断代划分调整，而否定邓或跳过邓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唯物主义的。
首先，不管是过去的毛邓还是现在的习近平，所处的时代全然不同，故而使命自然不同，比较“谁的贡献更大”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无聊的。
毛时代的中国，处于革命的特殊时期，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风雨飘摇，必须依靠枪杆出政权，也必须依靠有着富有远见和领导力的人，才能在一片乱局和混战中在战略高度和战术层面不断引领中国革命和政治社会转型，进而实现民族解放、主权独立。毛泽东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那个让亿万万中国人当家作主、真正“站起来”的人。
相较于毛泽东，邓小平虽然也是从革命的炮火中走出，也经历了国家建制以及后来的腥风血雨，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的时代才真正到来，故而担负的任务也不同。在邓时代，大跃进、反右、十年文革留下的烂摊子急需收拾，中国迫切需要解开“两个凡是”的禁锢，完成对生活与生产、市场及政治秩序的重建，以革命的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这位“不倒翁”领导人就这样做了，承担了他那个时代的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工作，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还改变了近代以来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影响斐然。
如同毛泽东晚年留给邓一个“烂摊子”一样，邓小平时代临近结束晚期，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当重任落在习近平身上，这位继毛邓之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利用短短五年时间，不仅完成了清理、整顿的工作，唤醒了中国，而且已开始着力于执政党、军队和国家的现代化重塑，所以才有了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公平与分配的强调，对于“以民为本”的坚持，以及从严治党层面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轴心的“总开关”的设置。
其次，毛习的断代，也不是要否定邓，更不是要跳过邓。
如前文所述，邓小平对于中共、中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是全然不能否定也无法跳过的。如果简单因“从毛邓习到毛习”的提法，就认为是对邓的否定或是跳过，不仅是对邓本人历史功绩和地位认识不足，而且也犯了“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人们的遗产之一，便是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继承、发挥与超越
也许很多人会犹疑，习近平何以开启一个新时代？毛泽东之所以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于他的影响持续支撑着现代中国剧变的各个不同时期。邓小平之所以显得伟大，如前文所述，在于他拨乱反正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那么，上台五年时间的习近平呢？
时间不在长短，短时间内的大作为才更需要超凡的能力与气魄。习近平之所以能开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在于他不仅对于毛邓有继承和发展，更是在不同领域进行了因应于时代需要的超越。
同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但与毛的输出革命与原教旨共产主义的狂热不同，习近平更能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扮演时代所需的民族共产主义者的角色。
在毛时代，革命烈火时时在燃烧，而且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谓“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毛泽东只能积极拥抱革命热潮，只能勒紧裤腰带搞外援，并被这样的革命和暴力所深深吸引。套用《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的评论：“他（毛泽东）从未劳神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但是成长于和平年代并在这样的时代接过历史的交接棒，习近平继承了毛的革命热情，却不是为了输出革命，也不是为了“与天斗与地斗”，而是将其作用于改革和发展，即以革命的热情推动改革和发展，所以才有了过去五年全方位、多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同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习近平倡导的是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用十九大报告中的说法，意在“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如果说习近平对毛的继承侧重于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那么对于邓小平的继承，则突出地体现在务实上。
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因为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也即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是最大的务实。只不过按照惯常的定性，毛泽东是革命的，邓小平是务实的。而同为革命年代走出来的开国元勋，同为一个时代的领航者，毛邓之间本就有着很多的共同性，比如都是革命的，都是务实的，也都是共产主义的。
习近平对邓小平务实主义作风的继承，不管是阶段性发展目标的划定，还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布局，无不体现着其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和做派。但当中国发展到新的周期，当公平取代了效率，民众诉求变得更为多样化，习近平在邓小平务实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超越。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强调分配和供给侧，强调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构，并意欲搭建一套中国特色的新经济体系；外交场域不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在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层面，以“七个明确”对执政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并持续从器物和“道”的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称之为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
这是属于习近平的时代，但这样的时代构成，既有习近平本人的鲜明色彩，也包含着毛泽东、邓小平的烙印与底色。习近平对于新时代的定义，对于未来发展目标的规划，以及对于民族复兴的孜孜以求与执着，已经露出了超邓赶毛的壮志和潜质。
为什么是毛习？
什么是“超邓赶毛”？那便是我们所说的“从毛邓习到毛习”的转换。这是习近平的新坐标，也是对于新时代意涵的最好诠释，为了更好认识不同时代的性质，以及说明不同时代领导者如何引领新时代的到来。
为什么是毛习？
首先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人有着同样的气质、视野、气魄与气势，潜意识里都勾画着未来中国的图景。
这些要素，也是大国领袖该有的风范。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完成解放独立之后指引国家命运，毛泽东行事做派的松融感，以及泰然自若、自成一格，令接触过的人都惊叹不已，这正是他独特的气质所在。而毛泽东的视野、气魄与气势，则具体而微地通过他在关键时刻的作为表现出来，所以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所以才“敢教日月换新天”，何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习近平也无可厚非有着类似于毛的领袖要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超越个人毁誉的大视野，何以可能清晰划定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助推中国这一文明大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如果没有推倒重来的气魄，近乎亡党亡国的腐败以及已经腐烂到根的军队何以可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就脱胎换骨、重拾军魂，形同再造？如果没有舍我其谁的气势，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以及不断涌来的模式输出，中国何以不仅抵抗住了颜色革命，而且还在夯实了己方的道路模式的前提下，推出了供于其他国家自由选择的中国方案？
毛习提法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两人都是辩证的，同时都强调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
毛泽东从来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线性的发展，所以很少谈“过程”，而只谈“关系”。《论十大关系》、《矛盾论》，无一不贯穿着这种辩证思考。因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而且，毛泽东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不仅成就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更切实地指导着中国的革命事业与重大时刻的社会转型。
同样的对立统一辩证哲学，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着，也影响着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所以才有了十九大报告贯穿始终的“有机统一”，以及抛开文本表述层面的对于中国问题对立统一的辩证思考。比如在谈到统一战线时，强调“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在谈到港澳问题时，有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并列。诸如此类的辩证思考，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有的底色。
如果说以上两方面的理据还停留在意向、抽象层面，那么毛习两人治国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偶合，则更为具体、可观。
在认识论上，集中体现在毛习对于党建、世界大势的判断上。毛泽东思想包含的党建理论，坚持党的领导，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然是习时代党建的指南，而且习近平又对之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毛泽东在冷战背景下得出的“三分世界”理论，是对当时国际环境的透彻认知，亦在习近平身上，在中国正快速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有着全面体现。
在方法论上，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两人都善于以小见大。“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 ，研究细小的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与此类似的，习近平则在上台不久后便提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方法论。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饪美味的小菜一样，该语出自老子《道德经》。
所谓于细微之处见真章。可同时，迥然不同的时代却也淬炼了相似度如此之高的真正领袖。这既是时代的必然，于个体而言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如果毛泽东没有毅然决然从湖南老家出走，没有拿起小米和步枪另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没有按照自己勾画的理想国家的模样改造整个社会及亿万万人民，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何模样？如果没有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反腐吏治，没有对于军队“是用来打仗的”这一初级使命的回归，没有对于世界变革调整期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理解思考，很难想象中共能否最终成为百年大党，也很难想象中国在各国环伺下如何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时势造英雄。换言之，要想成为英雄，既要抓住“时”机，也要有大“势”所趋。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毛习，恐怕才更能懂得其中深意。毕竟，唯有识时务者，才可能“乘势而上”，进而“势不可挡”。
时代呼唤伟大领袖
自上台至今便不断“乘势而上”的习近平，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中国领袖。提及“领袖”一词，很多人可能会犹疑：在世界日益多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再将这一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词汇拉回来，是否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另一种造神？尤其是在将毛习并列后，再冠之以领袖之名，这样的疑虑则更甚一层。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我们将习近平称之为新时代的中国领袖，并不是搞个人崇拜，也不是为了造神。
首先，像习近平这样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互联网聚集各种观点和群体的多元化传播时期，实现重塑中国的大国领袖，不可能依靠个人崇拜或是造神运动就可以崇拜出来的、造出来的。
在毛时代，的确存在很强的个人崇拜色彩，所以人手一本红宝书，毛泽东是“大救星”、“红太阳”，这样的“造神化”盛况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源于毛泽东在山河破碎、四分五裂之际带领中国亿万万民众实现当家做主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和毛晚年的党内政治斗争有着极大关系。中国民众对于毛泽东朴素的崇拜，是基于仰望也是出于依赖，它既是脆弱的人性在大时代之下表现卑微的结果，也是封建文化在现代社会与现实发生冲突的不平衡表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毛泽东逝世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在怀念的这位领袖，对他感激涕零。
但当时代巨轮行驶到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世界变为一个地球村，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与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捷与旺盛。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对于领袖的认知与判断，不再是简单的“两个凡是”，也褪去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对其所作所为，以及执政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担当和气魄的肯定与感激。若没有真正让人民认同的担当、气魄、能力和政绩，人民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轻易认同一个领袖。
其次，随着人类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领袖”的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民众对于领袖的渴望与需求，本身就不论中外，无关古今。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在各个不同历史周期里，都有不同的时代领袖，他们或创建与统一国家，比如华盛顿、毛泽东，或创立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或经济模式并惠及广大民众，比如林肯、邓小平。
到了习近平引领的新时代，“领袖”的衡量标尺不再是“创建”、“统一”或是“创立”，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塑”、“重建”。重塑的，是乱象丛生、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政治生态，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生态的国家发展理念，是一味“韬光养晦”而未能承担起大国该有作用与担当的国际形象；重建的，是在经济狂飙突进下已经严重损耗的道德和诚信危机，是在权钱色的利诱下已经严重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多元化思潮影响下已经严重弱化的社会主义情怀。经过这样的“重塑”与“重建”，诚如习近平所言，“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才有可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最后，今时今日领袖的出现，带有时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正如我们在《从领导核心到时代领袖的习近平》一文中所言，过去几十年，西方民主国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强硬嫁接给不同文化、宗教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仅难以成功，甚至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难。而在西方国家内部，民主的形式被不断错误理解，投票几乎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严重影响了民主的发展，更直接培育了强烈的民粹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与保守主义笼罩着西方世界，不断撕裂这些国家曾经拥有的社会和谐。与其相生相长的自由经济模式亦遇到了制度与理论的瓶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复发让西方发展陷于严重的不确定性之中。
在这样的一个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的新的变局之下，世界在期盼着一种全新的方案，以便避免更大灾难的发生。这样的方案，正在不断走向瓦解的西方阵营给不了，何况历史终结论已经自我终结。于是过去五年，在习近平的强势引领下，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转向东方，甚至可以说是锁定中国。全世界都想知道，一个人口数量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还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习近平给出了答案，也让世界对中国有了更高、更新的期待。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我们将毛习并列的原因，也是习近平之所以够得上领袖之名之事实所在。但是作为领袖的习近平，归根到底不是毛泽东，也不会是邓小平，只是他自己，也只能是他自己。因为只有这样的习近平，才能完成继承、发展与超越的使命，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也才能真正引领这样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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