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一届中共政治局25名成员的分工大多已经明晰。这其中，刘奇葆意外未入政治局委员，已在此前令舆情感到意外，更由此暴露出中共过去五年在理论文宣领域工作上的短板与不力，难以满足习中央的需要。
而反观十九大呈现给外界的最感意外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直接擢升为主管执政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可谓无出其右。62岁的王沪宁虽拥有令人艳羡的学术背景及作为政治学者的深厚学识功底，自1995年受到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携进京，并迄今为止已作为中央首席智囊，先后辅佐了3位领导人进行政策研究，却在这数十年间未曾有担任过任何理论研究领域之外的实权职务，更未曾接受过身居北京的最高层政治精英普遍要有过的担任封疆大吏的地方主政工作历练。
中共“智囊”王沪宁此前曾参与了习近平多个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图源：AFP）
鉴于王沪宁今天的晋升，这似乎更说明了中国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其身上一些闪光点的足够赏识与重视，以及希望摆脱理论危机，加之即使不少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这位一直作为中共高层智库的学而优则仕官员“入常”，也表示了不菲热情，便足以印证王沪宁所具备的专业政治见解和理论辨识优势，在“新时代”下的中国政治中将会格外有的放矢。
而像这样单纯因以理论见长而位居领导核心层的罕见的任用安排，背后已足见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视重，更可视为执政者欲将发力的准备与战略选择。缘何于此？事实上，更多的现实摩擦与实践碰壁已经证实，经济领域的斐然发展成绩和国家建设日益趋向现代化更迭甚至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攀升，并不能成为中共遮蔽一些制度上的缺陷，以及解释自身所持意识形态的某些理论瑕疵的理由。
诚然，中共过往数十年在治理一个现代和多元的国家时，已经克服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令到包括香港、台湾甚至是国际社会的部分舆论如今批判中国大陆时，不得已从原来整体充斥着优越感的全方位的批判，收窄到只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对其作出一些思路或行为上的批判。
而这恰好反证了问题所在。执政党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是以往特别是过去五年来被外界诟病最多的中共工作软肋。舆论治理手段的粗暴、意识形态宣教的陈腐、理论创新的严重滞后……无一能跟得上习近平对于这一领域的最新要求。而这些存在于执政党运作中的短板，也为中共在当下多元且信息交互如此便捷的全球价值观林立、共生的格局之下，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理论危机”。
作为理论型政党的代表之一，中共自诞生之初便格外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于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更是充分利用了理论以统合人心，聚拢社会变革力量，并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提供了指引。
然而，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社会在前进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之初时，其社会主义的最初操作要义中，那承袭的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体系，已经在后续的改革开放30年中和在这个时代的贯穿下，显得愈发无所适从，严重缺乏时代感。
这种情况下，在执政党意识形态体系长时间仍无法解决信仰、道德和精神危机，而又不想师从西方时，重返传统便成了必然。
固然，从文化上为中国道路寻找理论支撑，为中国软实力崛起寻找方向，以及民族文明复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支撑，无不印证了执政党及领导者选择重视传统文化的眼光精明。只是，中国从近百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打倒“孔老二”，在过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从国家的思想脉络来说，差不多一直在反传统，以至于包括今天知识界在内的社会观感，对于传统能对国家发展贡献价值几何，也尚缺乏信心。
而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努力优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并无法更为有效地在治理层面对接和融合于现实问题带来的障碍。因此，中共为了领导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亦决心重塑自身的理论脊骨并令其于国内外收获更多认受与认可——这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将要扮演无与伦比的重要角色。
那么，刚被委以要职重任的王沪宁能否在下一个五年，有效依靠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成功打造出一套丰富完整且能植入人们内心、还可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新理论体系，并能以此优化成果，令靠理论优势起家的中共完成其执政教义的又一次蜕变与革新，以及成为可供世界政体甄选的意识形态第二方案——也即“中国方案”吗？
就现在看来，这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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