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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中国国债暴跌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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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中国债券市场经历暴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0月31日突破3.9%,攀升至2014年10月以来的历史高位,但市场上对此次暴跌均持有乐观态度。

11月2日报道,对于本次债券市场的跌落表现,分析人士认为有经济基本面向好、通胀压力抬头,追随美债利率上升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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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博鳌论坛上成为热议话题(图源:VCG)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即出现这样的暴跌,最根本原因被认为是市场接受到新领导班子政策收紧的信号。

在十九大之前,就已有分析指出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或在十九大后迎来转向,十九大之前为了保证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一般以维持经济稳定为主要任务,政策环境也相应较为宽松,同时,由于货币当局的活动多集中于准备会议,去杠杆的进程会相对放缓。

因此,市场看到9月的信贷数据非常强劲,即便剔除季节性因素,家庭和企业贷款均大幅增加,甚至消费贷和影子银行也呈卷土重来的上升之势,但会议成功召开后,货币政策即将收紧。

10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十九大,不但决定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班子,也为未来5年甚至3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新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并未提及2020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而是36年来首次改变对中国基本矛盾的表述,指出问题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体现了相较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公平、结构升级将会成为更重要的目标和考量因素。

更进一步解读则是,即使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速也要解决影响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基调的奠定,就扫清了去杠杆路上最大的障碍,即去杠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经济增速一时降低这一问题。

外界普遍确信去杠杆、规制影子银行乃至货币政策转向偏紧,是十九大之后的大趋势,是因为若要实现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高达GDP250%的高杠杆问题就是不得不直面的痛点,而影子银行更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领域。

正如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10月15日在华盛顿出席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尤其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较高。并且,周小川在提到中国金融稳定问题时,将影子银行列为四大重点监管对象之首。

 IMF在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达到GDP的三倍以上,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敞口也有所增加。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16年10月IMF的一篇《Resolving China’s Corporate Debt Problem》工作论文中,提到中国2009年至2015年间信贷平均增速高达20%,大幅超越名义GDP增速,需要防范如西班牙、泰国以及日本这些信贷缺口类似经济体的前车之鉴。

此外,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和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至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三分之二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国会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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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隐患提出了警告(图源:新华社)

不仅局限在货币政策领域,十九大后紧缩的政策,还体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不会放松。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继续强调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两年,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房地产相关风险,最主要是金融风险是有所上升的。

总之,中国的国债利率暴跌可以视为一叶知秋,其背后是政策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视,向对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系统安全重视转变。去杠杆的加速,影子银行的收紧,以及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出前的房价调控措施或将继续。基于此,有观点认为,虽然2017年中国的GDP可以保持6.8%的增长,2018年或减速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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