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作出对台政策的论述后，台湾评论忧喜参半，一则对于并没有明确出现的“统一时间表”或“地动山摇”等强烈词汇表示安心，一则对于未来台湾的外交处境表示忧虑。习近平在言词中对两岸关系“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亲的更亲”的定调并没有被台湾政府完整接收，台湾对于大陆给出的信息往往仅接收到“强硬”的一面，对于“软性善意”的一面往往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也是蔡英文上任后两岸政府陷入冷对抗的原因。
两岸关系趋冷，究其根源，不仅与民进党有直接关联，其中也隐含了两岸社会价值观的对抗。因为历史上从被日本殖民到两蒋统治的惨痛威权经历，加上民主化后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普及，已经在台湾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台湾民众对于“威权政体”有着自然产生的抗拒与不信任，并且隐含着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受。其实，这种情况不光在台湾，在香港和西方世界也普遍存在。
老实说，这种价值观层面的对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虽然对于外界的质疑，大陆舆论往往持一种“井底之蛙，该到大陆看看这里进步多快”的反击态度，但平心而论，经济领域的发展成绩并不能成为遮蔽制度缺陷的理由。对中共来说，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去专制，无论是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拓展，还是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无论是执政党自身的角色转变，还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是大陆在未来要解决的难题，也是中共在治理一个日趋现代和多元的国家时所面临的必然挑战。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看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眼看着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弱国、从一个“东亚病夫”走向政治独立，后来一度陷入到“文革”内斗的混乱，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又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必须看到这种体制的巨大优势以及它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匹配，如果这种体制一无是处，如果中共就是一个只知道腐败专制的政党，这些成绩显然无从谈起。
台湾社会对大陆政治往往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图源：新华社)
事实上，就台湾来说，大部分人今天对大陆的认识从原来那个穷得只能“吃树皮草根”的饿死人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在不少领域甚至已超越台湾的经济强国，对中共的认识也从一个只会搞政治斗争的腐败的专制的政党，变成了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反腐败的政党，对大陆的批判也已经从原来整体领先的全方位的批判，收窄到只能在价值观层面对其政治制度的专制性批判，至多再加上贫富差距和城市人文底蕴缺失的内容，就已经反证了问题所在。
要认识这一层并不容易，坦诚接受会更难，今天正流行于台港等地的“反中”情绪，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对立，但若进一步剖析，在这种对立背后，有没有一种因为昔日“穷亲戚”突然爆发，而自身却因各种制度困境所限而裹足不前的心理挫伤，这一点台港人心里最清楚。
台湾已经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台湾人也已经适应了目前的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历史与台湾的选择，也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大部分台湾人都认为从威权到民主的变化是历史性进步，但面对两岸几十年来的对比变化，纵使大陆政体依然满目缺陷，纵是台湾人心里很不喜欢，谁又能否认其仍有值得台湾学习的部分？
以两岸领导人在过去几年的执政为例。习近平和蔡英文上任后皆不回避面临的难题，与上任之初便开辟了许多战场，意欲展现抱负，励精图治，“解决问题”。然而几年下来，我们却发现，两岸政府的效能对比差距是如此之巨大！人民感受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积弊日深”，习近平上任时中国所积累的弊病，无论在执政党建设还是国家治理的层面，绝对要比台湾严重百倍，而且超过8900万党员的政党规模、超过13亿的庞大人口治理基数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也远非只有近二十万党员的民进党，以及只有2300万人口的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台湾可比。但是，习近平上任后中共和中国的巨大转变，以及人民对于这些变化的切身感受，又岂是蔡英文可以相比？
这形成一个有趣悖论，台湾社会看待大陆时常以“是非对错”价值观为主导，认为大陆政治与民主是“对立”的，威权政体并没有执政合法性、亦难以受到多数民众支持，但在中国大陆，执政党却以“管用”为出发点，以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执行为出发点，契合了一个庞大政体的改革需求。
两岸领导人在上任之初也都会给人民描述一个愿景。如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三步走”，即“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现在我们看，邓小平当时的愿景基本都已提前实现，习近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更强化了这一构想，将中国未来分成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阶段是2035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承诺的及时兑现和不断改革、发展带来的高度自信，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对习近平的“两阶段”构想实现充满信心。
而反观台湾，民主化后的历任领导人，也都尝试给人民描绘一个“台湾梦”。如陈水扁的著名竞选口号“有梦最美，希望相随”，马英九的“633”计划，以及蔡英文在2016大选时所提出的“点亮台湾”。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愿景不仅没有兑现，反而让人民陷入了“从期望到失望”的恶性循环。
针对这种落差，台湾人可能会说，大陆是个威权政体，共产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领导人能整合调动资源非民主体制下的政党和领导人相比，而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领导人能调动的整合调动的资源远非威权体制相比。但这，不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吗？
台湾人可将习近平的企图心当成是共产党的自吹自擂，但当台湾政治菁英讨论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意识形态；当“昔日大陆搞文革、台湾拼建设，如今正好反过来”成为不少台湾学者的无奈之语，此情此景，不正好是过去二十年两岸实力此消彼涨的最好答案？
台湾当然可以坚持说对岸是一个“脆弱的强权”，总有一天会垮台，但这样“寄希望于别人烂、以麻痹自己”的心态，已拖累了台湾近二十年。台湾不能总以“受害者思维”来衡量今天的国际局势和两岸实力差距，台湾的问题从来不在美国或中国大陆要欺负台湾，而在于自己的政党陷入恶斗、人民也跟着陷入“反正我可以投票就好”的自我麻痹，使政客又用各种意识形态的操作来转移焦点，使陷入了无止境的内斗内耗。
大陆的发展成果对台湾的意义从来不应只是“没有民主”那么简单，若说大陆政府从西方国家学到“治理现代化”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台湾，是否也应从对岸的发展脚步中汲取经验？评判大陆政治与台湾政治，不应完全放在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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