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年份的关键党代会--中共十九大，对于这个即将满百年的世界大党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如何理解中共现行体制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进而理解习近平继毛邓之后的重塑之举，十九大既提供了契机，也留下了诸多思考的空间。
是时候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这个已近百岁的大党了（图源：Reuters）
日前，专访了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在姚洋看来，认识中共的起点，必须从理解这个即将满百年的大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始。而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也才刚刚开始。
你曾经撰文《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指出中国共产党体制同时混杂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特征，能够实现良治和基本做到选贤任能，正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进行有益尝试。已经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换届大会，其实提供了外界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契机，但不见得外界全然明白内在逻辑。在你看来，以十九大作为契机，怎么理解中共体制以及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
姚洋：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快要来到之际。我觉得理解中国，应该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理解，如果不站在这个角度和高度，很多问题会看不清楚。
中国的现代化，说远一点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意识到自己器物方面的落后了，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50年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突然发现不是器物落后了，而是跟制度有关系。因为北洋水师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结果被日本打得一塌糊涂，特别是第二年偷袭刘公岛，把整个北洋水师炸沉在港口里，一艘船都没出去。后来中国战败了，还要割地赔款。再加上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更是惨不忍睹。
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意识到原来中国制度有问题。因为谈西方的现代化，我们一般会说它是从思想启蒙运动开始，通常不会说工业革命是西方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标志，因为现代化必定指的是思想的、制度的变化。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话，那应该是戊戌变法，中国才开始现代化进程。
以这个为起点来看待现代化的进程，会发觉其实中国的进程并不慢。70年代法国记者问周恩来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周恩来说，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还没到。从1898年算起到现在才120年，而且要知道中国是一个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文明，和欧洲国家还不一样。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对立面是宗教，从十四、十五世纪的新教宗教改革开始，就已经打下基础，到启蒙运动时，宗教的力量已经在式微，特别是英国当时已经变得比较世俗化。苏格兰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把新的思想传播进来。而且当时宗教已经不掌握政权，政教合一的体制已经崩溃，所以它的现代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中国不一样，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是皇权，而且这个皇权绵延不绝，中间有所中断，即春秋战国时代中断了好几百年。但是，紧接着又重新建立起皇权，恢复专制，于是变得非常强大。这一点需要意识到，但很多人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差距在哪里，很多人总拿西方的现代化来套中国，我个人觉得是套不上的，因为西方的现代化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中国的现代化相对来说是极端困难。
到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我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放在中国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宏伟的二十世纪历史中去理解，才能够理解清楚。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可能就会走向反面。
这是否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也即理解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反过来，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程度，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中共？
姚洋：对，我觉得这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为什么这样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当国民党失去了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机会后，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共的革命残不残酷？残酷。毛泽东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死人的。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共的革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今天可能看不清楚，也许要再过五百年，五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来讲这段历史，很多的苦难，包括死了多少人，可能也会一笔带过；而是会讲中国因为共产党革命，使得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入了现代社会的大门，而且是大大加速了。
至于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还在哪里，我的判断是，别看中国经历了120年的现代化进程，但大概70%的人口就思维方式而言，还生活在慈禧太后的时代。基本上农村都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回老家时也有亲身体验。事实上，单从器物层面来讲，中国很多城市的高楼大厦，比如上海浦东、广州、北京、深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很多欧洲国家都相形见绌。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19世纪末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非常重要的。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但是要改造人心，改变人们的做事方式，也就是老百姓认知的现代化，还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几代人是不行的。
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目标吗？你所理解的现代化是什么？
姚洋：什么叫现代化？我觉得就两点，首先要由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然后要适应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按照这个标准来说中国差远了。简单的一个例子开车让行人，这是陌生人世界的规则，我们很少让。第二个就是理性，整个社会是不是理性的，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标志是思考问题从教条出发还是从结果出发。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类似于二十多年前的《秋菊打官司》。很多人都很同情两位女主角，这是问题，也很悲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就会发现很多人还是期待一个明君，这是我们的文化心理。
一旦牵扯到文化心理，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在为体制开脱。
姚洋：体制与发展过程是有差别的。不能什么事情都怪罪体制，有许多问题其实是老百姓自身的问题，因为普通老百姓自己都没有现代化。许多普通人认为腐败触目惊心，痛恨腐败，但是一有机会，很有可能就都去腐败。我们谈到国家治理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整个社会都要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后，在前段时间为十九大召开举行的“7·26”暖身会上，习近平再次展现出了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表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句话等于是说中共已经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定义为第二个百年执政目标。你怎么理解习近平时代的现代化？
姚洋：我觉得反腐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现代治理很重要的一步。在财富快速积累的二十年里，生长出一批商业精英，开始渗透到国家机器里。在过去查办的反腐大案里，很多官员都是被商业利益所绑架，最严重的是郭文贵。一个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显然政治和党被瓜分掉了，反腐是完全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的这五年是为现代化打基础的五年。正如官员如何与社会打交道，以及如何与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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