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国内政局与社会思潮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变法维新思想的艳丽色彩在唐才常等“勤王”志士的鲜血映衬下黯然失色，而革命则在惠州起义后由时人眼中大逆不道的乱世“潜流”一变而为颇受同情的时代“显流”。
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国势危殆，祸乱丛生，人心思变，整个社会的群体心理也愈加趋于激进。这种“后院起火”的情形，让清朝的统治者们坐立不安。
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小小的《苏报》敢于倡言排满、呼吁革命、乃至大不敬地喊出“载湉小丑，未辨椒麦”，无异于“自甘减亡”。
其实，清朝当局对《苏报》以及《苏报》背后的这班悍将早有关注。早在三、四月间，蔡元培、吴稚晖的张园演说，就“惹得满清之注目”。
对此，上海《泰晤士报》也载商约大臣吕海寰函告江苏抚台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在张园议事，请即设法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云云。
等到五、六月间留日学生代表汤穗、钮永建二人回国运动当局抗俄，蔡吴汤钮四人之名词已“扰攘上海数月”，四人也早已被列入商约大臣吕海寰的捕人名单，《苏报》6月3日对此也有所报道。
上海《泰晤士报》还透露，此时各驻沪领事已允上海道之照会，业经签名，拟缉捕为首诸人指蔡吴汤钮四人，但工部局独不许。
在大清国的属地上海捕人，为何要照会各驻沪领事，并得到工部局允许这个在政府看来最不齿于口的问题，却成为最棘手的障碍抑或说是最需要正视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爱国学社，还是《苏报》馆，都坐落在公共租界内”，这里实行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管理，几乎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管辖，清政府无法直接行使职权，对于报界，恰如一个隔离和缓冲区域。
无奈之下，天朝只得叹息鞭长莫及，捕人之事也不得不一度搁置。
在这其中，还有两段小小的插曲颇值回味。
一是，清廷官吏曾设法诱捕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但未成功。
“五月十六日尚有上海已革举人童炯来骗我们入城指华界，清政府管辖之地他说，他们将开设一文鞭学校，暗寓文更革之义，叫我与孑民等都去演讲，其实他受上海道之使，要骗我等去就捕。”
二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黄宗仰等人曾多次被租界巡捕房传讯，而“每次所问之话，大略相同。终说：你们止是读书和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我们回说没有军火，即点头而别”。
及至《苏报》言论日趋激烈，《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先后出版，情况便急转直下，暂时搁置的捕人计划又再度列入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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