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在某些方面过于特殊，就容易被标签化，其他的侧面就会被忽视甚至被掩盖，例如周恩来。
沉思中的周恩来[ 意 ] 焦尔乔·洛迪 摄。
一提起这三个字人们就会与“人民的好总理”、“开国领袖”等显赫字眼对号入座。
然而，对于周恩来的书法，书法界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好在近些年，也有收录周恩来书法诗歌的部分著作，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其在政治之外的另一面。
周恩来题字的“中国海关”对于周恩来的书法，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人民邮政”、“中国民航”、“中国海关”等题字，比比皆是。
只是因为常见，又没有明确的落款，大家往往没有把“书法艺术”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纵观周恩来书法的发展历程，他在学子书法探索时期，刚俊挺健、秀外慧中；中年的书风形成时期，藏而不露、浑朴凝重；晚年的书法造极时期，已是敛放自如、雄俊伟茂，神完气足。
为“世界知识”题词。
周恩来书法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自然天趣；这是他的人格和才情的流露。
用笔非楷非行非草，亦楷亦行亦草，完全是自家的书风，是心灵的迹象。
周恩来自作诗。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是处在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中国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
周恩来的父亲曾到绍兴学习做师爷。
担任知县的祖父去世后，家境衰败。
在周恩来半岁时，为了慰藉病危的小叔贻淦和婶母，由祖父母做主，其父母将他过继给贻淦夫妇。
此后称嗣母为娘，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则称干爹干娘。
闻鸡起舞。
嗣母陈氏由于出于书香门第，精通诗文，通晓事理。
视周恩来为命根子，教他识字、写字、背诵诗文，详述历史，周恩来“终日听之不倦”。
周恩来在这知书达理的家庭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录李白诗。
12岁时周恩来到东北铁岭、沈阳上学，他的生活和思想有了关键的转变。
他从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及《盛京时报》明白了一个道理，不仅对家庭尽义务，还要对国家尽责任。
于是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响亮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前，给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落款为：“弟翔宇临别预言”。
从这幅题词中可以看出一个19岁热血青年的鸿鹄之志。
给郭思宁的赠言。
一个大大的愿字，加上一句话中的大小、行楷区别错落，跌宕起伏，彰显着他自出机杼的书法审美追求。
这其中，能够看到二王的痕迹，但魏碑的影响更大。
在经过青年时期的刚健挺拔之后，周恩来的书风逐渐走向含蓄内敛，少了锋芒，但是越发厚重扎实。
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题字“皖南事变”。
1941年1月6日，作为抗日队伍的皖南新四军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在叶挺、项英率领下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题皖南事变。
针对这一事变，周恩来义愤填膺，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字里行间，饱满愤怒与力量。
再看一封给蒋介石写的信，小楷字显得认真严谨：
周恩来的书法，一直在探索变化，如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中国，需不断的自我学习与改革创新，他的书法作品，也是呈现出不一样的求索、变化与风貌，无不体现着老人饱满的心境、胸怀。
有向宋庆龄致敬的风格，彰显友好情怀：
致宋庆龄的信。
而在写给夫人邓颖超时，一句“超”一句“来”，如同夫妻间甜蜜私语，如此俏皮，醉人心扉，感人肺腑：
给邓颖超的信。
解放后的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建设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身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自然经历着非常人的辛苦。
大量的题词、批文、信笺、报告、写作……呈现出周总理的艰苦卓绝与智慧点滴。
为芝英女士作。
为新闻日报题词。
为鲁迅纪念馆题。
手迹愈发老辣，无论题词还是批文，多数是柔和多肉，但是内含骨力，柔中带刚，应该说风格基本落成，也是老人心迹的归处之表征。
希望正大，前途光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交官、书法家潘新明先生，率先提出了对周恩来书法的研究，相继编著了《周恩来手迹大字典》、《周恩来墨迹》、《周恩来楷书字帖》等作品，所收作品是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作文手迹中选取的，从中能够感觉到坚实的书法功底，以及浓浓的碑味儿。
《周恩来楷书字帖》中的选字。
从“为中华之崛起”，到“南昌起义”，再到“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恩来的一生，在语文课本、历史课本中频繁隐现。
以其字写其心，也仅仅是对其本人一个微小的体现，但仅此一点，已放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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