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九大结束，未来5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的蓝图已经初步浮现。而要实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蓝图”，人事、政策、机构，三者的有机配合与运行，缺一不可。在这其中，
人事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如何“因人配位”，通过机构将“人事”串联起来，去推动具体改革政策的推行，
就成了一个值得观察与讨论的话题。
就中国改革的经验和现实而言，要推进习近平所主导的涉及中国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军队的总体改革，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超越具体利益的超级机构来负责设计、协调和监督。而现有的机构中，不论是国务院系统的，还是党的系统的，以及国家机构中，无一部门有这样的担当，它们不是缺乏权力，就是缺乏权威。正如同2012年十八大后，成立一系列诸如“深改组”一类的领导小组一样，今天，“委员会”已经隐约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新话题”。
从朝野关心的“金稳委”谈起
中国媒体于北京时间11月8日报道，“为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的马凯任金稳委主任。
在中国，一些“委员会”处于聚光灯之下，另有一些一直处于神秘之中（图源：VCG）
这个特殊的“金稳委”，被认为是自2015年中国A股市场股灾之后，朝野讨论甚多的“一行三会合并”（中国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方案的替代品。与“金稳委”一并在海外引发关注的，还有传说中的“外事委员会”，如果这个机构真的成立，被认为将由近几十年中国外交系统出身的首位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接任。
再加上明年3月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共同打造了一种舆论趋势，未来5年，在中国政治架构中，“委员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吗？
不新鲜的“称呼” 民主协商的产物
首先要指出，即使在中国政治中，“委员会”也并非一个新鲜事物。比如，在十九大上，中共2,300名党代表，就共同选出了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中的成员，都被统一称为“中央委员”，他们多是在中国政治金字塔中，掌握实际权力的核心人物，共同构成了未来5年中共领导中国的宏观领导层级。
因此可以说，所谓“委员会”，就是一个机构或团体内一种集体决策的组织形式，每个成员（即“委员”）基本上都具有决策权，通常用以处理及决定一个机构或团体的特定事务或事件。
甚至在人类的政治史中，“委员会制度”被视为共和制的一个形式，在委员会制的运作下，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及管理权，并不是由单一的领袖所拥有，而是平均由一定数目委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首长的职务与政治权力。委员会的决策，通常会按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鉴于中共一直坚持的是大范围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小范围内的“民主制”，所以“委员会”在中共的政治制度中，从一开始就备受重视。
其次，回到当下，很多人，经常将今天被热炒的“金稳委”、“外事委”、“监察委”搞混，实际上，如果再加上十八大后成立的“国安委”、国务院架构内的“发改委”，以及中国人大体系内的各个“委员会”，这些“XX委”尽管都是“委员会”，但是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们在政治架构中所处的地位。
副总理“领衔”的行政机关
例如“金稳委”，就是处于国务院领导之下的部门机构，其全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因为是国家机构，所以这些委员会成立之前官方也会有相关的信息公布。例如在4个月之前，2017年7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在5年一度的中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释放信息“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因此中国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4个月之后，“金稳委”亮相世人之前。
而成立所谓“外事委员会”也是扑朔迷离的传言，但是极有可能也将是与“金稳委”性质相似。因为如果成立“外事委”，其主导者有较大可能性将是十九届政治局委员，可能在明年两会上担任副总理的杨洁篪。而今天“金稳委”的主导官员是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的副总理马凯，而其副总理、金稳委主任的职位，也应该在明年两会让位于十九届政治局委员刘鹤。
再例如发改委，全称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并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尽管与“金稳委”一样都是处于国务院的领导之下，甚至在中国民间有“小国务院”的称呼，但是级别上略低半级，但只是中国国务院25个部委之一。并且其负责人也只是“部长”，而非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与之同类的还有“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改变中国权力架构的“监察委”
除了隶属国务院体系下的两类“委员会”外，明年3月即将正式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简称“监察委”或“国监委”），则是级别更高的国家机构。
他们的区别之一，在级别上，将成为最高级别的国家监察机关，与国务院和国家军委（也是委员会）同级，改变多年来中国政治架构中“一府两院”（“一府”是指人民政府，“两院”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情况。而变成“一府一委两院”，其主任也属于国家级正职领导人。
之二，产生方式不同，“发改委”等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委任，再由全国人大投票通过。而“监察委”的“一把手”，将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样，都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之三，“监察委”的成立，不能仅仅像“金稳委”一样对外公布即可，而是需要在2018年的两会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后方能设立。
神秘“国安委” 党内亦有委员会
除了政府和国家层面，党内一样存在若干的委员会。除了众所周知的中纪委外，最为典型机构就是在2013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中央国安委、国安委）。从性质上，它是隶属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机构，与政法委的性质相似。都是“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与前面的机构相比，其级别更高，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和张德江担任副主席。因为是党内机构，国安委的成立以及人事调整并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而是经过党内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也不必一定要对国民进行告知。
“养老院”非议下的人大委员会
前面说了政府、国家、党，那在人大这个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中，有没有“委员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委员会”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颇有些类似于美国参议两院中的各类“委员会”。当然，政治作用也相对较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宪法第七十条）规定，今天中国全国人大中，就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它们不具有权力机关的性质，而是在人大领导下担负某种专门任务的机构。比如“人大财经委员会”、“人大外事委员会”，他们主要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进行审议等。
这些隶属人大的“委员会”通常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其主任、委员都是该领域的专家，更像“智囊机构”而非统筹、执行机构。二是中国一些地方大员在退居二线后，会前往这些委员会任职，比如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在2017年卸任后，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将以上这些中国政治架构中的“委员会”进行分类、对比，其实是给观察中国政治运行逻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相比各类“小组”，“委员会”在形态和运行模式上更加稳定；相比“部门”，委员会又相对灵活，这些冠以相同名字的“委员会”，它们都在中国政治这颗大树中，却处于不同的枝干之上，同样也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或统筹、或协调、或审议。但是它们都是这棵“参天巨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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