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中共反腐时刻牵动着中国政治走向一样，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无论是在任时候还是卸任以后，其一言一行时刻牵动着中共反腐，王岐山也已成为了中共的一张反腐名片，其对中共反腐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堪称现象级。而在“后王岐山”时代，中共需更加强化制度化反腐。
反腐沙皇王岐山“身退声不退”（图源：中央社）
北京时间11月14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杂志刊载题为《致敬老王》的万字长文，历数“反腐沙皇”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任上骄人政绩，颇有为其树碑立传意味。
反腐沙皇“身退声不退”
该文赞颂王岐山“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管住了这么多年管不住的党风”，并称过去五年的中共反腐“是百年大党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心，同时，
也烙下了王岐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强硬、他的铁腕、他的才华、他的性情、他的经验、他的思考，都是值得人们回味之处”。
卸任后王岐山的经验与思考，首见于11月7日发表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题为《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的署名文章。王在该文中告诫，中共长期执政面临权力腐败和脱离民众风险，需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王并称“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深刻认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王岐山该署名文章尤为引起外界警惕的是，王称“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并指出当今中国官场存在腐败利益集团，而下一步的中共反腐“重要方面就是，‘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
利益集团侵蚀中共政权
对于王岐山“腐败利益集团”一说，《致敬老王》一文披露了三个实例。
其一，2013年山西“塌方式腐败”牵出由中共中办前主任令计划为首的神秘“西山会”，其成员包括时任吕梁市长丁雪峰，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倒下一个牵出一串”。
其二，业已落马的中共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其子郭正钢依靠郭伯雄权力得以跻身“最年轻少将”行列并任职浙江省军区。郭正钢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凭借他的关系，租地建商贸城，入主杭州四季青市场，用5年半时间卷走了15亿元人民币，只留下几栋烂尾楼。在中共反腐大张旗鼓进行之时，郭正钢依仗其父影响和手中权力仍然颇为“任性”，郭正钢的商人朋友曾称“聚会时聊起中央反腐的事，郭正钢挺不以为意地说，反腐，搞一搞，意思意思就得了”。
其三，中共落马前常委周永康之子“神秘富商”周滨，以做生意名义多次接受中国四川商人刘汉的隐性显性贿赂，而业已被判刑的刘汉兄弟在四川还涉嫌组织黑社会。
分析人士指，上述实例佐证了王岐山“腐败利益集团的”的判断，而中国官场贪腐利益集团的特征，在官的层面表现是贪腐官员“官官相护”，从而结成利益集团，在个人升迁等方面大搞团团伙伙，如“西山会”；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是官商勾结，同样是结成利益集团，大搞权钱交易和非法利益输送，如周滨和商人刘汉。这样一张利益集团大网，对中共政权的腐蚀后果无法想象。
习近平本人在一次关于“权力游戏”的讲话中亦曾指出，“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
中共反腐需由治标走向治本
王岐山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以治标促进治本，以治本巩固治标，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不敢’的威慑；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扎牢‘不能’的笼子；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选对人用好人，培育‘不想’的自觉”。
早在2013年王岐山即表示，反腐败“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他明白中国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光抓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惩治形形色色的腐败，长期来看必须建立反腐长效机制和措施。对过往五年中共反腐制度化的努力，十九大前夕新加坡《联合早报》进行了详细盘点，指出中共制度反腐四大成绩。
中共十九大后，赵乐际接任中纪委书记（图源：新华社）
第一，改变过去中共反腐领域的九龙治水状况，反腐败机构向中纪委有效集中。全世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反腐败如果要有效，权力必须集中，集中的权力有利于反腐和廉政建设。
第二，“让别人来反腐败”。主要表现在，中央各部委的反腐败事宜由中纪委来实施，地方反腐实行“下管一级”，即省委一级的反腐败由中央纪委来实施，由此向下类推。这些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内部反腐”“左手反右手”的情况。
第三，中央巡视制度的复兴和实施。此举对腐败“不留死角”，并摆脱既得利益的困扰而对它们构成威慑。任何地域性的制度一旦形成，时间一长，就会变成既得利益，就会产生腐败。流动性强的巡视制度，可以对之构成有效制约。
第四，试点和建设国家监察委员会，强化反腐制度的法理性基础。十九大后将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进步。这和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的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方案有关。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国反腐的制度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王岐山的“未竟之业”，需要后来者长期持续的努力。除了成立监察委赋予反腐法理基础，中期还需要启动官员财产公示、政府预算改革等制度化改革，将公职人员和公权力真正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完善制度化监督。长期来说中共需要推动转变政府职能为主的政治改革，简政放权并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精简和限制官员手中的权力，从而减少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搞贪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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