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日同伏罗希洛夫第三次会见，杨杰听到了伏氏对苏联国内外政策的详细介绍。
首先是关于在布鲁赛尔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上苏联对中国的支持问题。鲍氏明确了苏联的态度：一定设法支持中国，只是目前还不知道以什么形式。
第二，伏罗希洛夫主动介绍了召回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平的事，说这虽然属于“苏联内政，”但是他受全权委托告知杨杰，鲍氏的被召回，是因为他提供了有关中国的不真实的情报，他总是说中国还没有做好战备，说中国两个星期之内就会放弃上海，无力抗战等等。雷平不是军人，他更适合做行政工作。既然是苏联“内政”杨杰也就姑妄听之。
事实上众所周知，这正是苏联肃反浪潮肆虐，撒向人间都是怨的时候。一些战功赫赫和身居高位的官员被扣上“人民之敌”或“托派分子”的帽子轻则投入大牢，重则惨遭杀害。鲍格莫洛夫实际上也是受害者之一。杨杰很婉转地替鲍格莫洛夫辩护说，1928年起中国就开始备战，蒋介石把一切都安排的十分秘密“为了伪装，中国做出了让步，比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有些情况连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外国人更不知道备战情况，英国驻华大使和鲍格莫洛夫也不例外。
第三，杨杰描述了中国抗战的严峻形势：日本向上海城下调集了15个师，气焰嚣张，扬言要10天拿下上海，当然它失败了。不过日本已经把精锐部队投入侵略。杨杰的点睛之笔是：“我认为现在只消对日本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大大地帮助中国”，所以蒋介石请代为转达：“如果苏联确保远东和平，那么西方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接着杨杰向伏氏表明蒋介石的态度：希望苏联飞快参加对日作战。他说“蒋介石元帅，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他们会顽强抗战，但是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如果你们眼下确实还没有什么理由参战，那么我们还是十分感激已经向我们提供的援助，也请你们继续给予援助，因为我们打的是一场持久战。”伏罗希洛夫同意杨杰的话并且补充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卷入战争，那么锋芒就会指向我们……但我们无疑会帮助中国，也许不会像你们要求的那么多。”
伏罗希洛夫采取了相当务实的立场，他详细询问了中国兵工厂的现状，建议“在现有兵工厂的基础上扩大军火生产。兴办新的兵工厂难度很大且颇费时日，所以要加强现有兵工厂的工作。”他答应向苏联政府报告此事并一定会帮助中国。
为了给杨杰和中国政府增强信心，伏罗希洛夫介绍了苏联经验：“我国工业虽然年青，但20年来已经很有作为。”他甚至对中国国共内战不无指责之意，说“近10年来中国战争连绵，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靠这些本可以建立起中国的民族工业。”
伏罗希洛夫还请杨杰向蒋介石转达一个重要计策：他十分坦白地让杨杰告诉蒋介石，在目前时期行动要斩钉截铁，“要当一个独裁者”。只有这样才能“同心协力战胜日本”。为让蒋介石真正掌握抗战的领导权，做到军令畅通，斯大林专门谈了战时如何使用和对待高级将领的问题。为了使军队执行中央政府、蒋介石总司令的意图，真正做到服从指挥，伏罗希洛夫显然传达斯大林的意思，请杨杰转告蒋介石，务必把“每一个不听调遣而动摇不定的将领和督办牢牢掌握起来。如果形势需要就把任何一个拒不从命或变节的将领通通除掉”。
在这个十分敏感的时期，两国对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都在极其严格的秘密状态中进行，以防泄露而引出国际关系中的麻烦。鉴于苏联一直避免直接对日作战，苏联飞行员乃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华。最后商定志愿飞行员233名，已于10月27日前离开莫斯科到中国。轰炸机15架，驱逐机20架，超重轰炸机6架已经准备完毕，若气候允许也会立即从阿拉木图起飞。双翼机正在赶制中，一个月内可全部完工。500辆汽车已经驶到迪化，日内将续发250辆。海运的两船物资将于11月5日在奥德萨装运。所购物资的货币相当于50万中国元。另外应苏联之请，中国应当向苏联出售一部分锡。
第五，请苏联帮助装备20个师，也是杨杰的重要使命之一。他多次与苏联方面特别是伏罗希洛夫协商，最后确定除步枪外苏联提供的武器数量。结果是双翼机62架已经到哈密装配，约150名技术人员也已经确定。中国方面为上述武器等付出的代价是锡、钨、镍、铜等金属原料，不足之数以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补充，或者再按伏罗希洛夫意思签订贷款合同。
自1937年初中共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领导的军队也正式参加到抗日战争中来，两党不仅在国内开始配合协调行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苏联有关方面的从中帮助。杨杰、张冲同苏联军方谈判基本结束，部分军用物资业已起运之际，斯大林在同杨杰等人进行了两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在11月11日。斯大林建议中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因现代化的军队不可能依靠舶来品，特别是飞机，中国甚至不妨造一些木质飞机；另外中国还应当解决飞机的燃料，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开发陕西、四川、新疆等地的油矿；最后斯大林反复说明苏联不能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理由。
过了几天，斯大林又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王明，向他询问了八路军是否有炮兵建制。答案是八路军还没有炮兵。斯大林认为帮助中国立即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件要事，便于11月17日同杨杰和张冲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交谈，气氛始终十分友好和谐。会谈涉及的问题如下。
1．加强中国的炮兵建设。鉴于中国炮兵力量还不敷需要，斯大林事先已经从王明处得知中国太原有兵工厂可制造15毫米的大炮，会谈时杨杰告诉斯大林中国上海也有兵工厂能制造15毫米的火炮，斯大林认为不宜把这些工厂放在原地，最好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大后方如西安和四川。关于武器的事，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建议说：
“你们要知道，只要中国还没有军事工业，那中国就站不稳脚跟。要想独立，就要组建自己的军事工业。”鉴于杨杰说到中国向英国购买105毫米的火炮，斯大林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外国人卖给你们的是不好的武器，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不卖给你们。我们可以给你们派遣苏联的技师，这要比向其他国家购买便宜的多。”杨杰希望在这方面得到苏联帮助，斯大林表示“我们一定会给予帮助”。
2．关于中国空军的建设。斯大林问起中国空军的装备情况。杨杰告诉斯大林，中国不能制造发动机，其他配件都可以做。斯大林满口应承：“我们可以给你们发动机，要多少给多少。”
关于空军的建设，斯大林有一番涉及战略和策略方面的重要谈话：
“我们苏联是用木料制造飞机，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即使我们给你们200—300架飞机，那也只够2—3个月用，况且运送飞机难度很大—这一次就有近20架飞机毁掉了。造飞机并不困难，只要有木匠就行。造发动机就要难的多，可是我们给你们。你们要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我们给你们派技术指导。西班牙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建立几个车间，那么一个月就能制造约300架收音机。如果中国想站稳脚跟，那就要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和炮兵。”
杨杰再次请给予帮助，斯大林同样答应。至于杨杰所提出派青年人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一事，斯大林建议在四川或广东建立航空学校，就地培养，因为中国“人才济济，手巧。”杨杰说中国西安已经有航空学校时，斯大林说“这很好。要记住，不能仅仅指望外来援助—这不可靠。要发展本国自己的工业”。
3．关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斯大林从两个方面向杨杰说明中国必胜。首先他以拿破仑为例。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号称无敌于天下，但是他败在西班牙手下，“当时的西班牙的力量远必现在的中国薄弱”。斯大林认为拿破仑“没有征服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游击战。拿破仑的第一次失败不是发生在俄国，而是在西班牙。”接着斯大林讲了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对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行英勇斗争的事例。说到现在的中国，他指出，现在中国仅仅同日本一个国家打仗，英美袖手旁观，“并没有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来打中国。
其次，他向杨杰说明苏联与英美等国不同。英国怕中国胜利，也怕日本胜利，希望看到“日本、中国两败俱伤”。斯大林并进一步表示自己的信心说：“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号召本国人民抗战三年而不是三个月。这三年里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你们会有自己的飞行员，自己的炮兵，有了这些，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
他请杨杰说服蒋介石务必发展本国的航空业和制炮业，并向杨杰保证：“我们布尔什维克说话算数。一旦我们签订了条约，那么即使死也在所不惜，一定恪守条约，不象欧洲人，说话不算数”。
4．关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杨杰应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之请介绍了中国新疆生产石油的情况。斯大林就此发表意见如下：新疆石油储藏层离地面约只有200—300米，容易开采，斯大林说，如果南京中央政府和盛世才同意，苏联愿意帮助建立一个中苏联合石油公司。斯大林强调“一个国家离开石油就不能生存”。他并表态说，这是在帮助中国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如果贵国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应当兴办本国的航空、炮兵和石油事业。苏联“不是想赚你们的钱”，是想帮助你们。你们打败日本后，需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这次谈话后过了一段时间中苏合资的新疆独山子油矿也提到了日程之上。
5．关于中国某些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情况。斯大林称赞盛世才是“一个不错的长官”。他还问起张学良的部队何在，拥有多少兵丁。斯大林问起冯玉祥的情况时，杨杰说冯只会“实干”，没有受过军事教育。斯大林对一些著名官员和将领的情况以及他们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关注如：韩复渠、蔡廷锴、陈友仁、于右任、汪精卫。
6．关于情报工作。斯大林从两个角度谈这个问题，一是一些中国官员据错误的情报，认定苏联想侵占新疆，二是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批评鲍格莫洛夫提供了关于蒋介石的错误情报，诸如蒋只想同日本妥协，蒋没有能力抗战，上海两个星期之内就要失守等。也正是由于他错误地传达了我们的意图，说苏联坚持的立场是，只要蒋介石不先签订这个条约，就不向蒋介石提供贷款，这才导致中苏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情况，事实证明鲍格莫洛夫错了。我们把他召回来，审查过他，原来他是“托洛茨基分子”。
自从1937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展反对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发表后，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支部都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全歼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这应当是各国共产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任务”。在运动中要“依据事实说明托洛茨基的破坏活动和托洛茨基同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对每一个国家的危害。运动中务必要做到使接近托派的人和组织同托洛茨基这个法西斯的代言人划清界限，同时要让广大群众在运动过程中提出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墨西哥的要求，把托洛茨基送上苏联无产阶级法庭，而不让他躲在他雇用的间谍的背后.”由此看来，鲍格莫洛夫的被召回还有着相当深的苏联国内背景。
杨杰一行的重要成果不仅在于落实了第一批苏联援华的军用物资，并且立即起运了一批武器以解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还在于此行为战时中国西北补给线的开辟乃至战时西北的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本人在函电中多次提到运输线和道路。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所需外国物资，一般由太平洋海运而来，主要贸易大港如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都分布于东南沿海。1937年8、9月间，日本蛮横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各口岸，禁止中国船只进出。抗战前期的一年四个月里（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进口物资大部分依赖香港转口，循广九、粤汉铁路内运。东南沿海的严酷形势反倒让昔日的“丝绸之路”又繁忙起来，成了中苏交通的大动脉。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0月1日派官员至兰州，组织西北公路运输处，配合驻武威骑兵师师长马步青所派兵工，将甘肃新疆大道修至哈密，以便衔接由苏联督造的新疆公路，使之成为中苏间的国际运输通渠。同月，苏联两吨半羊毛车千余辆从霍尔果斯越界，经迪化、哈密、猩猩峡东来。11月11日首批苏联车队开抵兰州，甘肃新疆大道全线贯通。
与此同时，为立即满足运输军用物资的需要，迪化和兰州机场的扩建，新疆、甘肃道路的加固和拓宽，都成为迫在眉睫的事而立即得以实施。为了具体工作的方便，经两国商定在兰州设立了领事馆并且于10月份决定在该馆设立一个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办事处，统管中苏贸易。
1937年10月阿拉木图—兰州—汉口航线开通，苏联运来了И—15和И—16歼击机，СВ快速轰炸机，ТВ-3重型轰炸机，ДБ-3远程轰炸机。1937年10月21日第一批447名志愿人员动身至阿拉木图，准备到中国，其中有飞行员，工程师，机械师，司机，机长，保密员，无线电通讯员，装配师等。 1937年11月第二批人员动身，由波雷宁率领。从后贝加尔斯克又有150名人员加入。第一批志愿者于11月底到达南京。12月1日即有7名飞行员投入战斗，打掉两架日本飞机。一架И—16毁坏。
杨杰、张冲的访问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苏联相当有份量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其数量甚至超过了蒋介石的期望。蒋“阅杨上将杰报告，及张委员冲面述”后，对杨杨杰、张冲一行表示满意。同时，蒋在苏联志愿飞行员到达之际，于1937年11月30日通过在莫斯科的杨杰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对史大林“先生对华友爱之笃与关怀之切，殊深感激，”蒋“直言而道”曰“中苏两大民族，本为东亚和平之两大柱石，不惟利害与共，休戚相关，而且暴日为共同唯一之敌也。”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直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以分散日本兵力，减轻中国的压力。这封信里他也十分婉转地劝告和建议斯大林“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他向斯大林解释道，“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竟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为应付复杂的局面，他“切盼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因为“挽救东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精神，皆维先生是赖也。”但这已经不是杨杰能够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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