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撕裂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深、官商共治积重难返……这些标签在近年来的香港格外惹眼，而令这座颇具现代化与国际化氛围的东方大都市如今变得乱象纷陈，沦落至扰攘不休的因素，恐长篇大论也难尽述。但其中一项原因值得留意，那便是不少香港本地精英阶层人物的近来形象凸显方寸大乱，或口无遮拦，或偏激失态，除了令到舆论为之瞠目惊舌，哑口无言外，也为香港社会如今之乱起到了不可推卸的火上浇油之作用。
梁振英此前曾称“以国家名义杀人不犯法”，言论惊人（图源：新华社）
最近，香港教育局针对初中中国历史科课程的修订工作已经展开，但在此过程中，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及修订初中中国历史及历史课程专责委员会（中一至中三）主席梁元生却因言招致舆论批评。
事情起因，是一位记者在提问为何六七暴动不列入课程是，遭到梁元生反过来质问“六七年嘅时候，你喺边度呢吓”。梁元生不但抨击记者1967年还未出世，还补充说自己经历过这段历史，不会遗忘，但靠记忆写的历史，不符合订立课程的标准——可想而知，此言一出便激起了舆论喧嚣。
没有经历过某一历史事实的人，便没有资格向别人提问这一历史？这样的逻辑是否太过离谱暂且不论。谁人不知，仅有各式痕迹所记录的人类文明历史，便大可以千年为单位来计算，而想必当下绝无一人，能够靠亲身经历去了解真相，唯有需要以多式多样的科学考证方法去反复斟酌、论证，才是正确的历史研究方式。靠记忆撰写课纲固然十分不妥，但试问哪一位历史学者会不知研究历史，应当从不同渠道发掘文献入手，加上如有可能会访谈当年人物，以重新解读该段历史。而如此轻率姿态对待一桩年代尚并不久远的历史事实，梁元生教授的言行未免有负学界乃至社会所托。
不仅这位历史学者有如此令人困惑之言论，常于香港公众平台发表意见的香港经济学者雷鼎呜，早前也曾以“叫鸡”（召妓）也可用支付宝，来夸赞内地的移动支付科技和电子商务经济成就，言辞可谓俗不堪耐。
相比学界，政界精英们的荒谬言行数量则更甚。除了早些时候，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发表的搞港独者杀无赦论外，刚刚卸任几个月的香港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此前在一个讨论“国家与香港”的研讨会上曾口出“古今中外对罪与罚有不同概念，但有一种行为古今中外都是犯法的，就是杀人，而且会处以极刑。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以国家名义杀人，是不犯法”的惊人言论，这一论点随即引发外界的批评。
梁振英从杀人不犯法的角度去推销国家观念只会适得其反，做法实在令人不解。倘若为国杀人不犯法，那么二战德国法西斯屠杀600万犹太人，日本皇军在中国南京屠杀30万人，萨达姆（Saddam Hussein）、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残杀本国人民，这些都曾以国家名义犯下的杀人行径，难道皆是合法的？
不仅如此，梁振英还称名字中有“国”或“华”字者，都是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有所冀望的人，引来网络舆论嘲讽。更有人找反例，表示依此观点，泛民社民连前主席、因宣誓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名字，就说明他是“国家英雄”了？
如果说香港一些政客言行的荒腔走板属常有之事，那么宗教界的许多名望人士，则普遍给人以沉稳睿智之感。但当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杨鸣章早前的一席表态，称相信不会有香港人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更指若坚持不唱国歌“根本是违反社会常态”，却让人咋舌不已，更令本是合理合法且行之必要的国歌立法流程，因此言论而受到无端的舆论争议。
在香港社会陷入日益纷杂的乱象大环境下，也许有人会对这些精英们的离奇言行感到见怪不怪。只是，若如此下去，当各方领袖、专家学者的失言成风成为一种常态，令胡思乱想充斥于香港的公共意见平台，久而久之，这里的社会又怎能不受荒诞的滋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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