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岳／亨廷顿长期研究军人与政治的互动，著作已成经典。九三年，他提出「文明衝突论」，认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文明衝突论」被认为获得了血淋淋的印证。
提倡「文明衝突论」而名扬世界的美国政治学泰斗塞缪．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十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脏病与糖尿病併发症辞世于麻州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终年八十一岁。亨廷顿是半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已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包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中文简体字版。
亨廷顿于一九二七年出生于纽约市，父亲是出版家兼编辑，母亲则是作家。高中毕业于曼哈顿的明星学校史塔维森（Stuyvesant）高中。在五年之内（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才华洋溢的亨廷顿「过五关斩六将」：一九四六年十八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当兵、获芝加哥大学硕士、一九五零年二十三岁以哈佛博士候选人身份开始任教哈佛、一九五一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亨廷顿从一九五零年起在哈佛执教直至二零零七年退休，他说他在哈佛五十七年的时间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其中每一年都是值得怀念的」。
亨廷顿说他最喜欢教大学部本科生，班上学生不能太多，他要和每位学生对话。因此，他的政治学课程总是一开学即「客满」，不提早登记就没有位子。他在哈佛先后作过两次政府系主任，在五十七年中，只有两次暂离哈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到哥伦比亚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当副所长；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应哈佛学弟兼好友布热津斯基之邀，出任卡特政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安全计划协调人，布氏其时为国安顾问。亨廷顿去年荣休时的头衔为艾伯特．韦瑞赫德三世大学讲座教授，这个荣誉使他可以在任何一系开讲任何一门课，而且不受退休年龄限制。
亨廷顿在学界初试啼声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一年四月韩战期间，素有「美国凯撒大帝」之称得麦克阿瑟将军因不服从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擅自主张轰炸中国东北而遭杜鲁门解除其韩战盟军兼美军总司令职务，亨廷顿有感而发，写了一本学术著作《军人与政治：文职与军职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他赞成文官控制武官。但该书出版后，书评并不佳，有人批评他是意大利二战头子墨索里尼。不过，这本书却影响深远，目前已出了十五刷，去年西点军校曾为《军人与政治》这本书出版五十週年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
亨廷顿是保守的民主党员，政治思想中间偏右，晚年更右，二零零四年发表一本痛批移民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大声谴责新移民（尤其是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丁裔）不爱美国、不喜美国文化、不愿讲英语、拒绝融入美国社会，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角谷美智子批评亨廷顿的论点都是八、九十年代谈了又谈、辩了又辩的老掉牙东西，全书不仅没有新意，连分析和结论亦嫌简单、空洞，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怒气」。连保守派的《纽约邮报》也说该书「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对新移民的不实指控，只会提供读者错误的信息。
亨廷顿在一九五六年曾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逊（Adlai Stevenson）的讲稿撰述员，史氏选输了（继一九五二年之后再度败给共和党的艾森豪），但亨廷顿却在选战中与同为讲稿撰述员的南丝（Nancy）相恋而结婚。南丝仍健在，他们有两个儿子。亨廷顿曾创办《外交政策》杂志，并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就在此期间，亨廷顿两度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却两度落选，原因是有些院士指责他在阐释其政治理论时，使用「伪数学」和「假科学」，而使亨廷顿的学术生涯受到一点挫折。亨廷顿虽未能当上国家科学院院士，但他仍继续勤奋研究学问。他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一九九一年面世的《第三波：二十世纪末期的民主化》被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然其名声却是因一篇在一九九三年夏季号《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明的衝突？》而显扬全球。三年后，他把这片论文扩充成书《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使亨廷顿「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讚扬他和批评他就像潮水一样不停地涌现，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媒体纷纷召开研讨会讨论这部书，而否定亨廷顿思想的文章和专书亦陆续在各国出现。
早在亨廷顿一九九三年发表文明衝突论之后，时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即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论文集，收录中国学者对亨氏观点的评论。亨廷顿本人在《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亦提到：「中国学者对我一九九三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消失后，国际舞台上的衝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之争为主，而是以不同文明之间（或内部）的争斗为导火线。亨氏把世界分成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包括中、韩、越）、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等八个文明。亨氏指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如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又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亨氏强调，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动，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力中所佔的比重正日益缩小；反之，亚洲文明（中、日、印）却正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邻国的平衡关系。
亨氏表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衝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衝突。文明衝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衝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衝突。中国学者对亨氏理论的不满，在于他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掘起将导致全球文明衝突。
亨廷顿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接受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教授兼媒体评论家大卫．戈根（David Gergan）访问时指出，美国应让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主要的演员，否则将会发生战争；但亨氏却主张围堵（contain，又译为遏制）中国，限制中国对亚洲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不过他怀疑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否愿意联手围堵中国。二零零一年一月，亨廷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则坦言，日本最后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不然日本将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国家」。
主张限制中国影响力
一般保守派或中间偏右学者都同意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并认为是继美国外交官兼学者乔治．肯楠（George F. Kennan）于一九四七年倡议对共产国家实施「围堵政策」以来，最具震撼力的一项外交观点。但批判亨氏论调的学者为数更多，他们指出文明衝突论为西方（以美国为首）对抗中国「製造理论上的正当性」；并称亨氏的理论「太过简单和武断」。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拉登所领导的盖达组织突袭纽约与华府，许多人认为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得到了血淋淋的印证，伊斯兰文明向基督教文明作出了中世纪以来所仅见的挑战。但是，以基督教文明领导者自居的美国，为什麽会遭到盖达组织的攻击，美国是否也应作反省？诚如亨氏在《文明的衝突》中文版序言所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衝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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