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制度的改变为娼妓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条件。大批妓女推翻了压在她们头上的封建主义、找到了正当的生活出路。经过短短几年的工作,从事娼妓业的人员便大大减少。武汉、上海、西安等地也适时相继封闭了妓院,其他各地公开设立的妓院也在1954年前后被封闭。至1955年,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图为20世纪初,妓院里吸食鸦片的嫖客们。(图源:VCG)

中国的娼妓业存在已有许久,北平(1949年更名为北京)“八大胡同”便是最为有名的一处,当时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是“轻吟小班”,二等“茶室”,三等“下处”,四等“窑子”。图为20世纪初,北平,嫖客与妓女的合影,当时的娼妓非常普遍,逛窑子的人全无羞耻之感。(图源:VCG)

众所周知的赛金花,小凤仙便是这轻吟小班里的姑娘。图为北平名妓小凤仙。(图源:VCG)

青楼里也很多卖艺不卖身的女子,“艺”主要是指“琴、棋、诗、书、画”这些高雅的技艺,其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吟诗填词,诗词出众者方能称其为诗妓。图为高等妓院里的诗妓。(图源:VCG)

1917年6月28日,门前高挂当红妓女名字的妓院。(图源:VCG)

传统的印象里,妓女们往往是风花雪月、小曲轻吟,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在中国旧社会,一遇天灾人祸,百姓活不下去,卖女是常事。女子一旦堕入风尘,迟早被逼卖身。图为卖身的幼年女子。(图源:VCG)

妓女实际上是一条罪恶产业链的末端,黑帮流氓往往在政府中可以买到一官半职,以便欺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图为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光顾妓院的联军士兵。 (图源:VCG)

清末,嫖客怀抱小脚妓女一起合影。(图源:VCG)

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将。(图源:VCG)

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图为20世纪20年代,上海北四川路的东洋女按摩院。(图源:VCG)

1937年日本对华战争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日本妓女。(图源:VCG)

解放前妓女的死亡率是惊人的,七成以上活不过40岁,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一篇莺莺燕燕声中,不知饱含了多少风尘女子的辛酸血泪。图为1936年,甘肃甘南夏河县,妓女与嫖客。(图源:VCG)

1949年1月底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之后,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始对全市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情况。当时查得妓院共计237家,妓女、舞女、暗娼等1,300多人。图为20世纪30年代的舞女。(图源:VCG)

1934年11月,沈阳,妓院里的妓女。(图源:VCG)

20世纪30年代,辽宁沈阳,南市场街头的妓女。(图源:VCG)

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拉客的低等妓女。(图源:VCG)

1949年,北平。1,303名妓女被运往妇女生产教养所接受治病和生产技能教育。图为妇女生产教养院前戴口罩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图源:VCG)

妓女们被政府解救出来,进入教养所成为“学员“,但教养所中却弥漫着惶恐和不安。为了打消其顾虑,教养院采取了归还个人所有财物、帮助找寻家人、子女接来同住的措施,教养院的气氛很快平稳下来。图为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图源:VCG)

性病肆虐和娼妓业有着紧密联系,关于接受改造的学员健康状况,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百之九十六,没病的只有40多个人。图为医务人员悉心照顾患病的从良的妓女。(图源:VCG)

面对数目庞大、病情复杂的患病团体,著名皮肤病性病专家胡传揆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来自于北大医学院的六个单位的57位医务人员参加了医疗工作。图为1949年末至1950年初,医务人员给从良的妓女们作身体检查。(图源:VCG)

生理的病痛已医好,而心理的创伤该如何抚平呢?除了每天上政治课,提高学员的觉悟,教养院还经常组织学员看话剧看电影,反映中国旧社会妓女生活的作品最能引起共鸣。图为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图源:VCG)

学员们慢慢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整理出来的诉苦材料越来越多,达几十万字。图为1951年,江苏苏州。在妇女生产教养院里,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在座谈学习体会。(图源:VCG)

在掌握足够的证据,经过调查审讯后,有一百多名的妓院老板和和领家被定罪,根据罪行轻重和认罪态度,第一批有48名被处以徒刑,第二批81名分别被处以徒刑、劳役、罚米罚钱,八大胡同恶霸黄树卿及其姘妇黄宛氏被处以极刑。图为1951年11月27日,上海一批残酷压迫、剥削妓女的妓院老板和领头被依法逮捕。(图源:VCG)

20世纪50年代,妓院老板、老鸨和皮条客,向被他们拐骗来的妇女交代自己做过的坏事。(图源:VCG)

学员们经历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治疗后,改造工作进一步深入。对每一个经过改造的妓女,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有的进入“新生棉织厂,有的参加防疫队,有的从事文艺工作。图为1950年,被改造的妓女学习生产技术。(图源:VCG)

1950年,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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