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结束以来,内地掀起了一股颂扬习近平的风潮。一方面官媒接连发文称赞习近平为“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新时代的总设计师”和“统帅”,另一方面官员们竞相效仿他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到上海“一大”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的场景,蜂拥往各地红色景点朝拜表忠。如果风潮仅限于此,或者即使加上《人民日报》在习近平再度当选总书记次日以毛泽东才有的规格在头版大幅刊登其照片,其实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理解为中共政治在新时代的结构性调整,抑或是表达对领导人的钦敬与拥护之情。但在此期间,一些媒体或组织,如贵州省《黔西南日报》等效仿毛时代的文宣手法,在配以巨幅照片的同时又喊出“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等口号,就令人想起了那个个人崇拜流行的年代,起到了“高级黑”的相反效果。

贵州省《黔西南日报》过急喊出“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是拙劣的宣传手法(图源:黔西南日报网站截图)
现在,这些过火行为已被喊停,然而其产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却值得中共深刻反思。毫无疑问,这股风潮涌起有其现实背景,体现了人们对习近平作为领袖人物的高度认可和朴素爱戴。过去五年,习近平确实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担当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执政成绩,在唤醒和重塑中国的同时,引领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成为继毛、邓之后最有威望、也最有作为的领导人,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邓。尤其刚结束不久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描绘了国家发展分两阶段走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蓝图,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被确立为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凡此种种,对于置身其中见证这一切变化的民众和官员而言,自然会激发对习近平作为新时代领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向往之情。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之所以会出现类似于《黔西南日报》这样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阿谀之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一是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根深蒂固,虽经现代文明熏染已然难成气候,但只要稍有机会,一些带有封建遗毒的东西就可能在民间和官场死灰复燃;二是高度中央集权下官僚们“宁左勿右”的所谓安全意识,这种充满投机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经常导致中央精神被层层加码强化,最终反而造成政策扭曲,违背了中央精神本意;三是文宣机构的懒惰与愚蠢,根本缺乏对中央精神的正确认知,更认识不到今天的社会现实,故而在一个已经多元开放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依旧使用着农耕时代的粗暴宣传手法。这些问题,都和新时代的现代化要求在本质上构成抵触,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被根除之前,任何中央政策的创制,都要考虑到在实施过程中会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有被官僚梯队不当强化扭曲的可能。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威权制度下中央政策创制的微小偏移,都可能经由官僚梯队传递,在实施末端造成摆动效应,这不是“中国特色”,是所有类似体制都要克服的问题。
尤其是对中共来说,当一个新的政治强人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病被克服后,就要防止官僚梯队的这种过火行为,要谨防那些披着“政治正确”外衣的“高级黑”,要认识到那些看似在输送忠诚、颂扬领袖的行为,其实是抱着极大的自私心理,把领袖放到了火上去烤,在解构而不是强化领导人的形象与权威。
在这一过程中,承担国家与领导人形象建构的文宣系统必须掌握新时代媒体传播的内在规律,要在文宣的内容构成和宣传手法上下大工夫研究。要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形态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和工业及后工业社会转型,各种观点思潮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共存正成为常态,互联网又扩展了各种观点的传统场域,加快了资讯传播速度,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宣传内容和手法在今天这个新时代可能已经过时淘汰,一些只是一时或局部的错误因为网络传播的特点可能会被放大解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对文宣系统的工作要求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急迫。
在这一过程中,负责国家政策创制、执行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官员们也要认识到,十九大制定的国家发展规划是执政党庄严的政治承诺,承载着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复兴理想。面对如此富有历史意义的重任,必须时刻保持最清醒冷静的状态,要深感责任之重,不负历史和人民所托,要将精力放到十九大报告的具体落实上,而不是放到拍马迎奉上。
十九大提出了执政党自身和国家建设的具体目标,在党的建设上要把中共“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国家建设上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极大的抱负,也是极大的挑战,要认识到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执政党将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的风险、能力不足的风险、脱离群众的风险、消极腐败的风险等“四大风险”。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必须不断努力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还必须头脑冷静、戒骄戒躁,要同时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是国家发展仍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这一历史方位的把握不能出现任何偏差。要认识到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就像股市管理一样要有久久为功的持久耐心,一头稳健发展的“慢牛”要比一头狂飙突进的“快牛”更为健康、也更持久。
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之情也要注意保持理性和冷静。要认识到习近平领袖地位的确立和受到的普遍尊敬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业绩上的,不是被鼓吹出来的,要把对领袖的拥护和爱戴,融入到国家建设的具体行动。从习近平过去五年的执政看,我们相信,随着十九大精神渐次落地,他必然会成为一个“伟大领袖”,但如果现在就硬要冠以“伟大领袖”,在中国人对这个称谓有着独特理解时,过急地这样做,反而会让人误解官员们的意思,有损习近平的初衷和权威。
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因中共在毛时代晚期所犯个人崇拜错误,因而对今天一些媒体官僚的过度吹捧心存焦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大可放心,要相信历史早已今非昔比,悲剧已经不可能在今天重演。更关键的是,要相信习近平是个明白人,是个对现代化有着执著追求的领导人,“高级黑”会被识破,个人崇拜也会被严厉喝止。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如果对此依旧心存疑虑,最好重温一下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在十九大常委记者见面会上引用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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