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项既定国家战略。理论上说，除银行贷款以外的融资形式，资本市场IPO、企业债券、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产业引导基金等都叫直接融资。中共十九大报告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目标任务，即着力增强资本市场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017年11月14日至20日，证监会系统会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轮训班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更是高调指出：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一定程度上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系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素。可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已被公开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去谋划。
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顺应了中国发展的“大势”。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大关乎全局的大战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列为十九大报告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未来五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攻方向。直接融资一般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的，市场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中心。而间接融资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实现，银行是配置金融资源的核心。因此，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一国的金融结构，也反映一国中两种金融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程度。根据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研究，截至2015年2月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突破170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63.64万亿元)的268%。相反，2014年底我国股票总市值37万亿元，仅相当于GDP的60%强，我国债券余额为35.64万亿元。以资本市场为载体的直接融资，主要是去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直接对接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可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本质上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也是决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成败的关键因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资金匮乏问题成为阻碍农民从温饱迈向致富的“瓶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创新实施手段、突破瓶颈要素制约，首先要做好土地资本化的文章。如中国社科院蔡昉所说，土地更应该被看作生产要素而不是福利或社会保障。他表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一种保护，确权颁证更应该是实现土地资本化的基础。例如，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创新探索，使得农村宅基地抵押贷款不仅限于贷款用于建房，与城市房产一样应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在2013年国家就开始规划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计划2017年底完成。推进土地资本化，未来会对农村土地引进资本运作——村集体组织对土地进行集中成立股份制公司或者合作社，农民以土地作为入股，合作社可将这些土地进行评估出租或投资，统一生产，规模化生产，从而降低成本，农民以股东每年分红。农民土地资本化流转或将成就中国新时代快速增长的又一个十年。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将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群体打开 “财产性收入”的大门。可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未来乡村振兴战略中将大有可为。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2017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牵头发起，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招商局集团、工商银行、清华大学等其他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日前正式成立。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设立。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只以区域协同为主题的政府参与的产业投资基金，有着更明显的两级政府共同推动和社会出资人多元化参与的特点，将更多关注于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机制。可以试想，未来会有针对不同需求和区域协调发展特点的各类产业引导基金涌现，引导金融资源从以往注重传统行业转向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从以往主要为生产者服务转向更多地为消费者服务，从以往集中于东部、集中于大城市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乡村延伸，从以往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信贷融资转向利用金融科技、高效配置金融资源的直接融资模式。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将创新列为新发展理念之首，要求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科技发展所引领的美国式经济增长，祁斌将其归纳为“华尔街加硅谷模式”。其核心内涵是让最具创业精神的人和敢于承担风险投资人走到一起共同发展共担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华尔街是硅谷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正如班农所言，随着中国金融技术的进步，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踢出去。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出现都离不开金融制度的创新、保障和支持。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的纺织技术获得了股份制和银行制度的支持；第二次产业革命，英国和美国的蒸汽机发明和铁路系统建设，资本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第三次产业革命，美国钢铁和电力的科技创新得到了信托和保险等金融创新的支撑；第四次产业革命，美国汽车和石油行业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获得了资本市场国际化和规模化的有力支持；第五次产业革命，美国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创新，硅谷的创业投资和产业基金给予的支持功不可没。可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国企强，则国家强。十九大报告中，国企发展目标进一步升级，变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高铁、核电、电信、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能够在国际市场和西方大型跨国垄断公司抗衡的，除了极少数民营企业，主要还是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钢铁业为例，目前世界前十大钢厂中国只有宝钢位列第10位。《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要在2020年让中国前十大钢厂占据中国60%的市场份额，说明在后期中国会有若干钢企进入世界前列。为了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中高端，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我们必须要有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要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在全球行业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释放了金融开放的坚定信号。除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外，还包括市场方面的对外开放，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是市场方面的连通，还有“一带一路”也是市场方面的连通等。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投融资以市场化为主，坚持可持续和互利共赢原则。“一带一路”给资本市场带来新机遇：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提高证券服务机构国际竞争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设大宗商品区域定价中心，提高企业管理风险能力等。可见，发展直接融资成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一基本战略的重要支撑之一。
综上述，资本市场改革稳定发展特别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已经被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成为实施国家意志的不可或缺的支撑之一，。
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成了证监会的公开策略。
证监会已从政治站位高度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定发展和监管。
2017年11月14日至22日，短短9天时间，证监会高层在多个场合4次提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谓“阳谋”昭然若揭。
证监会高层密集表态是一种“当仁不让”。
11月14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指出，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资本市场提出的目标任务，着力增强资本市场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11月17日，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讲话时指出，着眼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继续稳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11月22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慎峰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上表示，下一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完备市场融资功能，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能力；同一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宣昌能在另一场合表示，证监会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改革定力，坚持新股发行常态化，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把好资本市场准入关。可以说，这是证监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的集体宣言，核心要义在于致力于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破局之举。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集中体现了证监会金融角色回归。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功能？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金融资产的总规模，一个是在总规模中，其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个国家的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就证监会来说，提高国家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关键在于建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现实情况是，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经过资本市场多年发展，我国的直接融资规模还非常小，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30%左右，其他70%则是通过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完成的。正如周小川在人民日报撰文所透露的2个关键数据：（1）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可以说，我国现有经济体系过度依赖间接融资形式的弊端很明显，贷款效率不高、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一直广为诟病，而且金融系统性风险集中。当前，证监会发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减缓货币增长的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融资成本、有针对性地为“双创”项目提供股债权以及信用贷款等融资综合服务、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化解系统性风险积累等。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根本需要，更是证监会履职的应有角色。
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三大潜在突破方向。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务之急是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优势兵力在有限领域和方向寻求破题。
发力企业并购重组与发债，加快形成新的货币投放机制与通道。
伴随上一轮经济增长，我国货币存量已达到160多万亿，实体经济却普遍面临资金难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几年超发的货币，都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变成了流动速度极慢、流动效率极低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过剩产能。相反，真正需要资金，且流动速度很快、流动效率很高的实体经济，却出现了不升反降的现象。可见，把有限金融资源转移到有需求、有发展的地方去，促进经济脱虚向实刻不容缓。首先，加大修复股市正常融资功能的力度。一个正常生命体的生长发育，需要新陈代谢，物质和能量有进有出。资本市场需要正常的IPO，A股上市公司已经有3400多家，退市的公司数量相对而言非常少，有些连年亏损的公司应该退市或早该退市但依然没有退。推进IPO常态化过程需要让退市常态化和制度化。其次，培育债市新生态。2006年至2016年，企业债券累计发行5.18万亿元，成为社会融资结构优化的助推器；2013年以来，企业债券累计核准发行2206支，规模超过3.26万亿元，相比之前五年增长了34.36%。上交所正在实施新蓝筹行动，吸引和服务三类新蓝筹企业，他们分别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企业、新经济企业、高技术企业。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新蓝筹的被发现与培育，加大企业债创新力度，丰富债券品种，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企业债市将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和深度。再次，支持有真实经济活动支撑的资产证券化。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机制创新，优化钢铁、能源、交通等领域投资项目的直接融资。最后，深挖资本市场并购重组通道的广度和深度。根据choice数据库统计，2016年上市公司共披露了超过2万条重组信息，涉及7103宗并购，其中有披露并购金额的交易有6105宗，涉及金额共计35709亿元，平均每宗并购均价5.9亿元。在涉及金额总量上对比去年同期上升71.64%，平均每宗交易价格同比上升37.21%。随着证监会对并购重组的规范，并购重组所代表已经不仅是行业整合或者企业转型，不少交易背后搭载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以及国企改革等重要命题。
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接国际金融“活水”通道建设。
随着资本全球化浪潮的演进，资本争夺战，将要席卷这个世界，而中国难以置身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竞争格局，正从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为税收吸引资金、技术的竞争。根据穆迪的测算，到2017年年底，跨国巨头们的离岸现金储备料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其中硅谷五大巨头——苹果、微软、思科、Alphabet和甲骨文占了逾40%。当前特朗普税改在企业界最关注的所得税方面，新方案将把企业所得税率从目前的35%下调到12%，这无疑为跨国巨头的海外现金回流美国铺平道路。中国财政部24日宣布，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对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来说，应结合“一带一路” 推进，积极搭建迎娶国际金融“活水”的机制与通道。具体来说，可以选择的工具和方案有：化放宽证券行业外资准入的政策，完善QFII、RQFII的相关政策；加快建设国际化的原油期货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支持交易所和行业机构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开展金融创新，为跨境贸易、投资、并购提供专业服务和支持等。
做大做强产业引导基金，分流部分PPP无底线放水。
政府引导基金井喷并呈现市场化趋势。根据清科集团私募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国内共成立980只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合计达33004.58亿元。自2014年以来，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均呈加速发展趋势：2015年全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只，基金规模15089.96亿人民币，分别是2014年引导基金数量和基金规模的2.83倍和5.22倍；而截至2016年9月底，2016年新设立的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均已接近2015全年的水平。2017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2030年前后将全面实现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在于推进整体技术进步，加快突破若干重要战略性行业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核心零部件生产。其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矛盾尤为突出。同时，目前中国政府部门财政扩大空间较为客观。截至2016年末，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数74.41万亿元计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可见，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部分之一——产业引导基金将大有可为。此外，随着我国PPP风控的加强，将有给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扩容带来新机遇。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截至2017年9月末，财政部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合计14220个，累计投资额17.8万亿元。自2014年大力推广PPP模式以来，中国的PPP项目呈现爆炸式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的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需要进一步规范的问题。2017年11月24日，国资委紧急叫停央企PPP的明股实债、劣后投资，要求央企不得参与付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项目，在PPP项目股权合作中，不得为其他方股权出资提供担保、承诺收益等，同时对PPP业务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目前金融市场4.5%左右的资金成本下，5-6%的PPP项目几乎无利可图，要刺激PPP也要中国央行降低利率，而美联储正走在大步加息通道上。因此，那些拟投PPP模式的政府资金将可能有很大部分会被分流到产业引导基金上来。
“阳谋”的践行往往需跋涉千山万水。
中国工业化发展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将更侧重于对工业化进行质量、效率和动能的突破。对于中国证监会来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大旗必须当仁不让扛起，而且它顺应新时代大势毋庸置疑可以去做，这是新时代提高国家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破题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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