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海内外舆论上预热一年之久的中国监察委正式拉开了全面铺开的序幕，不单各省市县陆续组建监察委，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明年3月“两会”后还将产生国家监察委。至此，这项被中共定义为“重大政治改革”的监察委体制已经初步成型，必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和反腐事业带来深远影响。
中共需解决党委领导与监察委相互监督的难题（图源：新华社）
从现有信息看，国家监察体制有不少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监督制度的短板。首先监察委员会由原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而成，实现监督权前所未有的有效整合，避免了此前监察体系的分散。其次从监察范围看，监察委将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补上过去监督范围有限的不足。再者，监察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成为与人大、政府、司法平行的权力机关，从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内部监督”的怪圈，获得比较独立监督权力部门的权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出台，让监察走上法治轨道，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监察委亦不例外，存在不容回避的两大待解难题。
谁来监督监察委
英国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用在中国官场上颇为恰当，过去多年腐败之所以如此肆虐，一个关键原因正是在于缺乏有效监督。如今监察委的设立，正是意在以空前的力度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这固然是积极尝试，只是问题来了，谁来监督超强权力配置的监察委？对此，前不久中纪委和监察部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一篇文章《谁来监督监委》，认为对监察委进行监督有五种方式：党委监督、人大监督、内部监督、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人民群众监督。沿着中共官媒的逻辑，暂且不考虑司法机关的制约，党委、人大、内部和人民群众，对监察委能发挥多大监督作用？
首先来看党委监督。依据规定，监察委和纪委署办公，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因此自然要受到党委的监督。应该说，相比于人大、内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委监督是现行情况下最有效的制衡。这个逻辑类似于之前党委对纪委的监督。因为监察委和纪委署办公，纪委书记会依例出任党委常委。无论是从纪委书记作为党委权力在纪律监督体系的延伸来看，还是纪委书记本身是常委，受到党委的制衡，均能说明监察委必然是在党委的监督下办公。只是这又会导致一个过去长期存在的困境，即监察委何以监督党委以及党委权力在诸如政府等各个领域的延伸。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至少说明监察委和党委之间存在相互监督的悖论。
其次来看人大监督。依据法律规定，监察委主任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则由主任提请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产生，故监察委理所应当要向人大汇报工作并接受后者的审议和监督。但问题是，无论是监察委，还是人大，其实都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党领导下的人大又该如何监督党领导下的监察委？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境。正是因为同样道理，所以中共自建政以来，人大对于政府、检察院、法院的监督一直颇为有限，甚至被诟病为“橡皮图章”。所以人大能在多大程度上监督处于上势的监察委，实在是一个会让多数人心里存疑的问题。
再者来看内部监督。监察委会在内部设立专门的干部监督机构，以“强化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解决“灯下黑”问题。正如古往今来无数案例所揭示的，任何机构内部设立的监督部门，对于整个机构的监督不单有限，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负责人的自我廉洁程度和政治魄力。因为这个原因，与监察委有些类似的香港廉政公署，除了内部有一个调查及监察组（L组），还尤其注重外部监督和舆论监督，所以才能长期保持较高公信力。这可给监察委提供启示。
最后来看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形式是舆论监督。如果放在西方和港台社会，这也许有些效果，因为西方和港台奉行言论自由，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扮演起第四权力，对公权力进行一定监督。但在中国大陆，情况有质的区别。中国大陆坚持的是马列主义新闻观，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地牢牢掌控和对媒体的统一领导。在此情况下，让媒体监督炙手可热的监察委，并不现实。
对司法改革的潜在冲击
正如前文所述，监察委是在过去纪委、政府监察部门和监察委基础上的超强整合，这在空前提高监察力度和规格的同时，是否会给北京提倡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造成潜在冲击？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有公检法系统的说法，用来指称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本来公检法之间应该构成一个相互制衡和监督的闭环，但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负责人往往在公检法共同构成的政法委里有更高位阶，或者兼任各级政府的国务委员、副省长、副市长和副县长，以至于造成公安一家独大，检察院次之，反倒是作为最后一道关口的法院，竟然最弱势。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法院难以有效对检察院和公安进行监督，导致后者在办案过程中经常出现严重弊病，粗暴执法，酿成一系列冤假错案。这在周永康主政政法委时期，尤其明显，影响极其恶劣。
强势监察委是否会给司法改革带来冲击（图源：VCG）
2012年十八大后，中共为了清理周永康的毒瘤，以及在公检法系统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侦查中心主义”“逮捕中心主义”“口供中心主义”，进行了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几年来，中共既改革了司法体制，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院检察院设立了跨区域法庭或分院，增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出台两大中央文件来防止人为干扰司法，又着重强化了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废除劳教制度，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禁止刑讯逼供，还耗费大量精力纠正过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时期的错误，平反了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诸多冤假错案。
毋庸赘言，司法改革有助于理顺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三者的关系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大有裨益。但监察委的设立，又会对司法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说公安机关在实践中权力位阶略高于检察院和法院的话，那么新组建的监察委在位阶上则远高于检察院和法院。国家层面，监察委主任因为极有可能由中纪委书记兼任，所以位列中共政治局常委，而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负责人，仅是副国级的中共中央委员。地方层面，监察委主任同样是党委常委，远高于作为普通党委委员的检察院和法院的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和法院在过去连公安机关都不能有效制衡，遑论监督监察委。山西等省的试点工作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本来依据法律规定，“对监察委移送的案件，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监察委补充调查，并拥有决定不起诉的权力。” 但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观察，试点一年间，尚未看到检察院对监察委移送案件不提起公诉的案例。至于法院，在此过程中更不大可能在审判时推翻监察委移送和检察院起诉的案件。
综上所述，作为重大政治改革并被北京寄予厚望的监察委体制，在强化监察职能的同时，还应思索谁来监督监察委难题，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不削弱和侵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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