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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政治局变阵:十九大后中共顶层人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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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国政坛未来五年方向和趋势的中共十九大已经落幕,新一届25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亮相世人面前。对这份名单内的政治人物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政治局”这个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组织内部中,在选拔标准和人员配备上,习近平是如何“布阵”的。

读懂十九届政治局人员和结构框架,就能够读懂未来五年中国政坛趋势所向。

十六大确立政治局地位 15年的制度探索

政治局并非从中共建党之初就成为党内最高领导机构的,其政治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在1943年4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这份文件将政治局的最终地位确立下来。

中共历史上,早期历届政治局的人数并不固定,从5人到10人不等。直至1956年的中共八大一次全会上,23名至25名中共高官组成政治局的架构才基本确立下来。而今天所看到的25名政治局委员的情况,实际上是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才确立下来的(十六届政治局包括24名政治局委员和1名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制度从十七大开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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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常委领衔的中共政治局,分工日减明确和清晰

经过15年的制度探索,今天中共政治局25名成员中,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每个成员各有分工,重大事件在每个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由集中统一的过程,作出最终决议。

对十九届政治局25名成员进行解读可以发现,中共在高层领导机构的框架设定,分工愈加明确,权责愈加清晰。

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7名常委,分别是主导全局的总书记习近平,同时也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三大主要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再加上负责党务和理论建设的王沪宁,负责纪检监察的中纪委书记、中央监察委主任赵乐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十九大之前,通常由负责党务的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十九大则安排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兼任党校校长,这也是本次政治局调整的一大变化。

除了七名常委之外,剩余的18名政治局委员中,亦呈现出清晰的“阵势”。

地方大员与军委副主席

这18人中,首先有6名地方大员,包括京沪津渝四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和新疆、广东这两个西北与东南重镇的“一把手”,分别是蔡奇(北京市委书记)、李希(上海市委书记)、李鸿忠(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陈全国(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强(广东省委书记)。

其中,蔡奇、陈敏尔、李鸿忠和陈全国是在十九大之前就已分别接任职务,李希和李强则是在十九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接替韩正和胡春华接掌上海和广东。他们都有非常清晰的升迁轨迹。

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的安排,设立初衷应是为了让这些地方官员能够直接介入高层决策,让中南海了解地方形势,政策制定更为科学,选取四个直辖市和新疆、广东两省(区)的“一把手”入局,是中南海在对中国区域政治、经济进行统筹规划后作出的决定,这六个省市分别代表了华北(北京与天津,北京亦代表政治中心)、华东(上海)、西南(重庆)、东南(广东)与西北(新疆,也有重视反恐的原因)六大地图板块,尽管缺少东北地区有所争议,但是基本格局已经敲定,经过十九大,该组织框架得到进一步确立。

除了地方大员之外,另有代表军队的两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进入政治局,需要指出的是,军委副主席是解放军现役将领能担任的最高军职,而两名军委副主席通常分别负责政治工作和作战训练。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随着中国军改的推进,海内外曾盛传中央军委有可能由原来的两名副主席增至四名副主席,加大分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树立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这源于在中共十七届政治局中,两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不仅涉及严重贪腐行为,在军队卖官鬻爵,更是涉及政治“阴谋”,建立山头主义,在军队架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

不过“军委副主席二变四”的局面没有发生,依然延续两名军委副主席协助习近平分管军队。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军队的控制权相比胡锦涛时代已经发生彻底扭转,习近平成为解放军内部唯一的“最高统帅”。

党务系统变局

除去6名地方大员和2名军方代表,负责协助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落实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分工也十分清晰。分别是中办主任丁薛祥、中组部长陈希、中宣部长黄坤明、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和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5人。

原中办主任栗战书“入常”后,十八大期间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将成为中南海新一任“大管家”。陈希,黄坤明,郭声琨则分别负责组织人事、宣传和政法工作。这与此前政治局的格局并无太大区别。

但是,在书记处的此次“排兵布阵”中,有三个变化与以前不同,这或许是观察习近平用人逻辑的一扇窗口。

第一个变化是中纪委副书记首次进入政治局。在以往的政治惯例中,中纪委系统通常只会有书记一人进入常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虽然会进入中央书记处,并不会进入政治局。因此当杨晓渡以中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出现在政治局名单时,让人大呼意外。

不过仔细研判可以发现如此安排并不唐突。党建反腐作为过去五年习近平时代最卓有成效的政绩,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都希冀推行下去。尽管“老王”延循惯例不再担任常委,但不同来源的消息均显示,他可能会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分析认为他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国家副主席,列席常委会,并协助习近平主责处理中美关系的可能性极大。而再安排一名纪委副书记入局,保证“监督体系”在政治局内部有两个人的名额,显然是习近平想表明“反腐不手软”的决心所在。

第二个变化是中组部部长陈希“意外”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陈希的履新,打破了28年来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的惯例。自1989年以来,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五任中央党校校长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党校不仅是中共高级官员的培训基地,还是马列主义研究机构,负责中共理论建设以及决策咨询。这或许是党校一直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兼管的原因。对于中共官员而言,被选到中央党校学习,往往是将得到晋升重用的前兆。这也是党校和中组部一直存在且被忽略的交集。中组部是管控中共人事大权的重要机构,控制着中共所有副部级以上官员调动,以往只负责官员考核和调配,没有参与官员培训,在习近平“用人之要重在知人”的用人原则下,中组部的职责覆盖面显然有所欠缺。此番中组部长兼任党校校长,习近平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第三个变化是统战部部长没有继续留任委员。

中共党内通常有中央“三大部”的说法,即中宣部、中组部和统战部。其中中宣部和中组部“一把手”入局延续多年,统战部因为种种原因,其主官一直游离于政治局之外。

十八大后,因为从中办主任接替统战部长的令计划,曾一度被认为希冀借此职务“入局”,但是他的落马让这种猜测落空。不过接替他的孙春兰意外让统战部得到了“入局”机会。在这次十九大的调整中,如同东北地区是否应该有一名省委书记入局一样,统战部长能否入局,也是外界对于政治局“结构框架”调整的一种猜测甚至“希望”,从孙春兰到胡春华,所有职位没有“落子”的政治局大员都成为统战部长的可能性人选。但是随着尤权接任统战部长,统战部已经回到了孙春兰接棒之前的格局。这也是中共十九大组织框架调整过程中“变与不变”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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