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政坛未来五年方向和趋势的中共十九大已经落幕，新一届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亮相世人面前。对这份名单内的政治人物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政治局”这个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组织内部中，在选拔标准和人员配备上，习近平是如何“布阵”的。读懂十九届政治局人员和结构框架，就能够读懂未来五年中国政坛趋势所向。
在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习近平展现出清晰的“结构意识”（图源：Reuters）
变与不变 政府系统如何布局
构成政治局的各个系统中，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系统”，既是中国治理过程中最直接的执行者，也是截至目前存在变数最多的领域。
按照惯例，中国国务院的一名总理和几名副总理，通常都会在政治局中。今天，除了常委层面的总理李克强和常务副总理韩正外，政府系统在政治局中应该还有孙春兰、杨洁篪、刘鹤和胡春华。之所以说“政府系统”变数最多，因为这几人目前的职位都未明确公布，最终答案应该在明年两会前后揭晓。
如无意外，孙春兰应该是接替刘延东，出任主管科教文卫领域的副总理。这也是中国政坛的惯例之一，即保证作为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中有女性的存在。除了孙春兰，其余三名将在明年两会产生新旧交替的副总理都有颇多“变数”在其中。
如果杨洁篪能够成为副总理，则是中国外交系统自1992年钱其琛进入政治局后的首次。而作为习近平“最重要的人”、现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如果一跃成为副总理，也将超出外界预料。不过有消息与分析指出，刘鹤也可能接替王沪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职位，如果采取这种安排模式，则意味着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将从偏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向更偏重经济转型。
最令外界琢磨不透的是已经卸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作为过去五年外界一直猜测的“接班人”，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落马显然将胡春华推到了风口浪尖。如果沿用西方媒体派系的概念，胡春华也成为所谓“团派”在政治局内唯二的官员（另一名被认为李克强）。当中南海宣布李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胡春华去哪儿”成为中国朝野间热议的话题，从统战部到国家副主席再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猜测不断。
习近平的政治哲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在调度政治局人员构成时，一个清晰的“阵势”，那就是常委会7人+地方大员6人+军队系统2人+书记处5人+政府系统3-4人+人大副委员长1人（王晨），全国政协和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这25人的安排既是几十年历代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果，也是习近平本人在对当下中国组织架构与人事特点有清醒认识后主动调整的体现。
中共十九届政治局的构成，只是一个现象，是政治观察的基础，对这个现象和基础进行解读的目的，是希望以此研判出中共决策层，主要是认识习近平是如何在一个政治架构中，组织和人之间互动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用人，怎样用人的政治命题。
在政治局的“布阵”中，
清晰地透露出习近平在对中共高层“选将”时的三个意识，即问题意识，分工意识和结构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在考虑一个“职位”是否需要进入政治局时，取决于当前这个问题是否需要重点解决。对于某种“攻坚克难”的问题，通过安排对应的职务进入政治局，以达到解决的目的，更为直接通俗的表述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在十九届政治局中，最直接的案例就是王沪宁以“知识分子”、“红墙智囊”的身份成为政治局常委，以及中纪委副书记首次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组织结构的优化和人员的扩充，理论建设的缺失一度让中共理论型政党陷入一种尴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宏观命题，已经很长时间内不被中国人，甚至是中共党员所重视。如果对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进行研读，可以发现，整篇文章是蕴藏着要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的。
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共政治理论建设需要重树大旗。
但是在以往的中共高层架构中，政治局成员基本都是地方执政经验丰富的官员，甚至在普遍认知中，只有“实干派”才能成为决策者，“理论家”不被重视。而王沪宁，作为今天中国政坛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经验和资历是其他中共高官难望其项背的。如果说十八大，他以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进入政治局，是习近平重视理论建设的“试水”，那今年他成为政治局常委，就是习释放的明确信号，他要改变过去几十年中共缺乏理论建设的弊端。因事易人，由此凸显。
习近平用人观中的“分工意识”和“权责意识”，也在此番政治局成员的任命中得到印证。“组织”、“人事”、“责任”，这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人事应该怎样分工，才能通过和“组织”的互动，起到“权责到人，守土有责”的目的？相信这是习近平在进行此番政治局名单调整时优先考虑的问题。
以往中共在选拔官员的标准时，曾有过两条被认为“金科玉律”的标准：一是“地方经验”，二是“年龄优势”。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只要有充足的地方经验并足够年轻，他在政治结构中所能得到的地位就可能越高。而习近平打破了这两条“金科玉律”。
对于地方经验，在这次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王沪宁、刘鹤、陈希、黄坤明、杨晓渡、杨洁篪、王晨都没有明显的主政地方经验；对于年龄，中共十九届政治局25名委员平均年龄62.48岁，相比此前几届都要高。其中1950年出生，现年67岁的就有6人（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孙春兰，杨洁篪，王晨）。但是，不唯年龄的背后，是习近平对于这些政治局委员的分工，有着新的标准要求，那就是足够专业，一定是某一个领域的有经验的“执行者”，能够为“总书记”出谋划策。除了前文所说的王沪宁，刘鹤在金融领域，杨洁篪在外交领域，都符合此要求。
如此清晰的“用人标准”和“分工”，正是习近平在用人时要求“权责到人”的表现，从早期的“守土有责”的说法，到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一把手责任制”，皆是此类。
正如本文一直在强调，新一届中共政治局的构成，呈现出一个清晰的“阵”，常委、地方、军队、党务、政府、人大、政协几大机构，分别在政治局中有多少人任职，掌握多少话语权，这种在习近平强烈“结构意识”下呈现的布局，十分清晰、有序。每个人能够在这个“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使命。这体现出习近平的“政治哲学”，他希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能够在清晰、有序的状态下运行。
这种“政治哲学”，还体现在重新确认了“党政军民学”的关系，确认了中共的唯一领导地位，明确了人大在中国政治架构中的地位等等。
《礼记·王制》曾记载中国先秦时代，在政治制度架构中，即遵循“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原则，而这些“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的配备，对中国文化有熟悉的人就能清晰感知背后的“问题导向”、“分工意识”和“结构意识”，这种“政治哲学”，经过千余年的演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政治的骨髓中。
而习近平本身又是一个对于这种“感悟”洞悉得十分透彻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意识”主导下的结构调整，是促成今日中共政治局“布阵”的深层次原因。未来五年，中共高层领导制度能否继续进行变革，随着历史的推进，政治局这个“组织”，又将有哪些“变与不变”，会发生哪些配合新时代趋势变化的调整，需要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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