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区19人死亡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天，随着事态的发酵，事件本身已非矛盾的中点，紧随而来的地方政府强制搬迁引发争议、以及同一时间断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引爆的舆情喧嚣，二者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事关城市管理、舆情应对以及社会稳定的综合挑战，考验着刚刚开完十九的中共执政体系。
一边是火灾后地方政府“驱逐低端人口”的争议四起，一边是幼儿园涉嫌性侵儿童事件官方通报民间依然半信半疑。中共十九大结束刚刚一个月，一场事关城市管理、舆情应对以及社会稳定的综合挑战就强势而来。而官方的表现显然未让民间满意，“北京的这个冬天”成为舆论场一种意有所指的反抗和叹息。
城市管理：“开放包容”还是“清理低端”
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一廉价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死亡（包括8名儿童），8人受伤。随后，北京市政府展开为期40天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自11月21日起，北京多个地区发布禁令，重点清理群租房和公寓租房，22日，不少租户被迫搬离，北京街头充斥着搬家的租户。近几日，流传网络的各种视频和图片显示，停水停电、打砸门窗、强制封闭成为地方政府“驱逐流动人口”的主要手段，“寒冬街头”和“连夜迁离”成为这些外来务工者生活的特定镜头。
北京发生了吞噬19人生命的火灾之后，地方政府开始了一场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众多公寓租户被要求撤离，引发北京是否清理低端人口的争议和讨论（图源：VCG）
虽然北京地方官媒《北京日报》在24日发出解释性声明，“今天的北京，以其空前的开放度，承载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安居乐业的梦想。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自启动伊始，就从未针对特定人群”，但是感受到其“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不仅有官方所指的“违章建筑”，更多的是数十万聚集到北京有着血肉情感与梦想追求的异乡离人。
“借火灾清理低端人口”成为舆论场迅速成型的话题，不仅在中国大陆，亦在香港，亦在台湾，甚至漂洋过海，成为欧美媒体的热议焦点。“低端人口”一词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之口。 2016年，顾宝昌就大城市人口结构调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京沪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不仅在中国，不仅在北京，全球的每个大城市都面对着城市管理这一挑战。不可否认，火灾之前肯定有着前期管理者多年的管理不够到位，而火灾之后“亡羊补牢”式地排除隐患也是现任者管理者理所当然的执政选择。但问题的症结是，任何整治行动都必须对症下药和周全考虑，它影响的对象是每一个需要正常生活的具体的人。
一名大陆网民的评论代表了理性的一面，“让低收入人群有尊严的生活、融入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应该匹配的相应公共服务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而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号召下，北京市政府或者说整个中共地方政府，如何在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的同时，兼顾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在对外“全球化”的口号下，如何尊重本国公民的迁徙就业自由，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舆情汹涌：如何平息“尚待真相”的群体恐惧
廉价公寓火灾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家幼儿园“虐童事件”引爆的愤怒之火却从北京蔓延到整个中国。“老师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来，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先不管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猥亵”事件的真相是什么，此事件中这句被迅速流传开来的话语绝对可以入选2017年最刺脑的恐怖咒语。
11月23日是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而无数中国家长却愤怒到“颤抖”。他们还没有从前不久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支配的恐惧中缓过神来，却不得不又一次被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出现的“疑似虐童猥亵”驱赶入愤怒加恐惧的情绪深渊。事发红黄蓝幼儿园的国际班一个月学费55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本是众多工薪阶层无法负担、只有中等收入家庭才会选择的中高档幼儿园，却爆发了严重程度已经远超携程亲子园虐童的事件。它不仅是不当体罚，还有不知效果的药品和扎针，更可能还有击破道德底线的儿童猥亵。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举报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
虽然这一次包括军队，警方以及教育部门纷纷出面表达绝不容忍和彻查到底的姿态，但是警方简单的“辟谣”声明以及一名被“依法拘留”的22岁女教师，并不能平息“喂白色药片！”“无故扎针！”“集体脱裤子罚站！”“被猥亵！”“看别的小朋友被猥亵！”这些魔性字眼一句句扎入中国中产阶级家庭视线后带来的群体焦虑——因为它触动了包含中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中国家庭最敏感的神经——下一代。
有评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总是焦虑而不信任的，这种焦虑和不信任的来源也总是与孩子有关。“买1000万的学区房”源自对下一代能否实现阶级迁跃的焦虑，也源于对“非名校”的不信任。“抢空澳洲货架上的奶粉”令超市贴出中文“限购令”，也是出于对孩子发育的焦虑和国产奶粉质量的不信任。被此次的红黄蓝事件中超越虐待的“猥亵儿童”，不仅进一步割裂了家长和幼教机构、幼师之间的信任，更将几乎全部的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家庭推入情绪的深渊。
“穷人的孩子早搬家，富人的孩子被针扎”，因为这两件事而蹿红互联网的这句话，空前地将中国大陆低收入者的不满和中产阶级焦虑糅合在一起，隐现出一种群体情绪不断发酵并趋向失控的苗头，其复杂性和难度显然并非此前某一地方的群里事件或者单纯的个体抗议可比。
中共十九大报告号召“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而这两场融合了城市管理、舆情应对以及社会稳定三大难题于一体的事件，显然将中共执政风险的复杂性从书面语言转化为现实，成为十九大之后中共面对的第一次大考。
截止发稿，民间的舆情汹涌终于有了官方反馈。11月27日，北京部分租户接到通知，搬迁日期延后到年底，同一天，北京市政府官员发声：防止急躁情绪，给群众留出时间。这暂缓了部分务工者被迫离开北京的踉跄脚步，但是如何用“现代化”的人性手法何管理好一座包含外来人口在内的城市，依然在考验着包含北京在内的中共地方大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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